趙昺有時候真的以為自己只是進錯了門，而非是真的穿越了，因為隨著回到江南對社會結構和制度進一步深入的了解，他發現宋朝的有些方面與現代社會制度有著諸多相似的地方，讓你會產生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在現代只是換了個名目出現，而周翔的一番話讓他更覺得如此。
首先，自己來到了八百多年前的宋朝，但是只要實施的市場經濟，就是一樣的。此時的城市化不僅體現在大城市的興起，更主要的是大量小城鎮的涌現。人煙密集的村鎮逐漸形成商業化的市鎮，聚居于市鎮的大量人口已經逐步脫離農業生產，以商業和手工業為主。
這樣的市鎮是如此之多，以至臨安城周邊數十里之內，人煙生聚，遍布市井坊陌，就是走上幾日也走不出來。而這無疑體現了大城市的輻射效應，其中相當一部分市鎮，不論是人口數量，還是經濟水平，都超過了一般州縣。很多州縣都是政府建設和管理的，而市鎮完全是因為商業活動而由民間自然形成的，四方輻輳，并至而會，后者更加繁榮和有活力。且也是現代城市化最常見的現象，而市鎮現象其實就是今天所說的“小城鎮”。
宋代的城市與工業技術支撐的現代城市雖有著天壤之別，換句話說，古代的城市其實就是大型的鄉村。但此時的屋宅與現代農村里的住宅與其說是房地產，不如說是地產，房屋的本身在全部家宅庭園的配置里，退處于比較次要的地位。
人口的增加，商業的繁榮，城市的發展，讓土地與現代社會一樣成為稀缺物資。于是城市巨大的租房需求，制造出一個十分活躍的房屋租賃市場，而宋朝政府是歷代少見的商業驅動型政府，眼看著房地產市場有利可圖，也積極投身進去，設立專門機構，經營官地和公屋的租賃。經營收入一方面上繳財政，另一方面也用來維持當地的公益事業。
宋朝雖然在商業化方面走得很遠，但并沒有放松政治的救濟功能。針對大量流離失所的底層民眾，朝廷建設了大量的安置場所和福利設施。也出手穩定房價，發布限購令，保障平民的權益。不準官員購買政府出讓的公屋，希望把購買公屋的機會留給一般平民。還有“第二套房限購”的政策，在任的高官如果已經有房子的話，不能在首都買第二套房。要是遇到極端天氣，還會酌情減免公屋的租金。
趙昺十分感慨，總覺的宋朝謀階段的執政者說不定也是自己的同路人，否則哪里來的這么超前的觀念，因為某些時候政府也會做出過激的行為，要求私人出租的房子也減免租金，這邊違逆了市場經濟規律，畢竟是商品經濟很發達的時代，人們對市場的定價機制并不陌生，當時就有人特別不滿。
反對者的理由，是我們今天已經成為常識的“貧富相資”的道理，一味地打擊富人的利益，也就不能從富人那里取得收入來補貼窮人，最終窮人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官府要求私人業主降低租金，甚至是白住，那誰還愿意把房子租給別人呢就算租出去，房子壞了業主也不愿意掏錢修理，最后窮人還是沒房住。
為了解決大量官員和貧苦階層的住房問題，大宋也設有廉租房，且政府經常減免租住官屋之人的房租，甚至一年到頭也未收一文錢，比廉租房還廉租房。正是基于此，周翔才會擔心皇帝只為從龍的官僚和勛臣解決住房問題，而至貧苦百姓的住房需求于不顧，當然會挨罵。另外如此還會使得國家損失部分稅收，讓一些靠租賃房屋為業者失去利益。
如此一來，可謂是費力不討好。因此絕不能僅顧忌官僚的利益，還要想著基層百姓，才能夠得到各基層的支持，維護自己仁義愛民的名聲。趙昺再往深層探究，才覺周翔還真不是危言聳聽，嚇唬自己。因為在臨安這個城中村中生活著一個靠房吃飯的群體，而政府也從其中獲得了莫大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