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當然也不是趙昺瞎說，而是有明文規定的。據官箴書州縣提綱規定的州縣審訟標準化程式是“受狀之日，引訴訟人自西廊，整整而入，至庭下，且令小立，以序撥三四人，相續執狀親付排狀之吏，吏略加檢視，令過東廊，聽喚姓名，當廳而出。”可見宋朝平民到法庭遞狀起訴是用不著下跪的。
朱熹當地方官時，甚至還曾制訂了一個“約束榜”，對訴訟程序作出進一步的規范，其中一條說州衙門設有兩面木牌，一面是詞訟牌，一面叫屈牌，凡非緊急的民事訴訟，原告可在詞訟牌下投狀，由法庭擇日開庭；如果是緊張事項需要告官，則到“屈牌”下投狀“具說有實負屈緊急事件之人，仰于此牌下跂立，仰監牌使臣即時收領出頭，切待施行。”跂立二字也表明，民眾到衙門告狀無須下跪。
進入庭審階段，按州縣提綱的要求，開庭之際，法吏“須先引二競人訴訟兩造，立于庭下。吏置案于幾，斂手以退，遠立于旁。吾法官惟閱案有疑，則詢二競人，俟已，判始付吏讀示”。朱熹的再傳弟子黃震任地方官時，也發布過一道“詞訟約束”，其中規定法庭對已受理的詞訟，“當日五更聽狀，并先立廳前西邊點名，聽狀了則過東邊之下”。也就是說宋代法庭審理民事訴訟案，并未要求訴訟人跪于庭下。
不過跪訟的制度當下確是在一江之隔的蒙元的訴訟人的規定動作，他們那邊都是跪著聽訟的，所以趙昺以為后世的明清正是繼承了蒙元的這項制度，只有取得功名的士子鄉紳，才獲得“見官免跪”的特權。而“包公戲”的編劇們，顯然是將元明清時期的庭審制度硬套到宋人身上去了。
另外我們看“包公戲”或“包公案”小說，還會發現一個細節人們到開封府訴訟，不管是大案小案，還是刑事民事，都由老包一個人審理，仿佛偌大一個開封府，只有包青天一個法官，加上御貓展昭這個刑警隊長領著王朝、馬漢、張龍、趙虎幾個衙役，再頂多有一個公孫策在幕后贊襄，其他人連打醬油的機會都少。
但實際上，宋時開封府設置有龐大的司法機構，其中的判官、推官、司錄參、左右軍巡使、軍巡判官、左右廂公事干當官，都負有司法之職能，他們的主要職權便是審理刑事案與民事訴訟。百姓到開封府告狀，通常是左右軍巡院受理，開封知府不過是統率一府之公事而已。如果每樁案子都要包公親審，老包估計早就鞠躬盡瘁了。
其實趙昺剛來到這個世界時，也以為如此，事實上在他掌政瓊州的初時也是這么干的，一地主政官員就幾乎包攬所有訴訟。這其中自有手下缺乏可用之人的緣故，更多的還是不懂，而隨著政局穩定，行朝的遷瓊，他才發現宋時已經有了司法專業化的構架，已經建立起一個專業、專職的司法官員隊伍來處理司法事務了。
州郡一般會設有三個法院當置司、州院與司理院。有些大州的州院、司理院又分設左右院，即有五個法院。當然一些小州則將州院與司理院合并，只置一個法院。每個法院都配置若干法官，叫做錄事參軍、司錄參軍、司理參軍、司法參軍。主管當地置司的推官、判官，他們的主要工作也是司法。他們都是專職的法官，除了司法審案之外，不接受其它差遣，即便是來自朝廷的派遣，也可以拒絕。
此外隨著各級機構的完善和建立，趙昺還發現一個有趣的事情，近現代出現的司法考試，其實在宋時已經出現，也就是說宋朝的司法官在獲得任命前，必須通過司法考試，只不過叫做試法官。考試由大理寺與刑部主持，兩部相互監督，以防止作弊，并接受御史臺的監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