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川蜀遠離中樞，主持之人確是要選一個干臣。”應節嚴點點頭道，不過面色也是有些沉重。
皮球踢了幾個來回，雙方都冷了場，趙昺看著倆老頭兒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又有些好笑。其實誰都知道主持川蜀軍政乃是位高權重，但也是一塊燙手的山芋，南渡以來主持川蜀的歷任官員都是下場凄慘，讓人視之畏途，避之不及。
川蜀地區地形封閉，也是少有的富庶之地，可與江浙相媲美，但也是山高皇帝遠之地。這塊平和之地在朝廷南渡之后卻驟然成了軍事重地，抵御金、蒙入侵的前線，為朝廷所重視，派遣重兵大將防守。
宋廷針對四川防御體系布置之措施，大體而言，宣撫使為指揮單位，可對四川防御體系發號施令，川北諸軍為作戰單位，制置使權位低于宣撫使，對川北諸軍亦有指揮權，都統制僅可控制該都統司之部隊，無法統率川北諸軍，后勤單位可控制財權，宋廷先后以隨軍轉運使、都轉運使以及轉領掌握之。
為南宋為抗擊外敵，于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為宣撫處置使，前往四川設置防御體系，高宗因對張浚信任，而以其宣撫處置四川，并授以便宜權，可掌理四川之全權。但由于張浚將便宜權授予屬下程千秋及王以寧，或是屬下官員濫用便宜權。
建炎四年九月，高宗下令宣撫司所遣官，如有合從權措置如事，自合申聽本司，僅限宣撫處置使司掌有便宜權，并下令京西、湖南北路勿隸川、陜宣撫司節制。其后因張浚屬下李允文殺朝奉郎知岳州袁植于鄂州，宋廷詔李允文落職，令其還川陜宣撫處置使司供職，此事件雖未導致張浚受罰，限縮張浚便宜權范圍，卻顯著減弱高宗對于張浚之信任，宋廷因此逐步限制張浚便宜權。
宋廷此時僅是限制張浚在四川之權力，仍希望張浚在四川籌措防務，但在富平之戰后，由于宋軍大潰，張浚謀求挽回頹勢，極力籌措糧餉，遂與宋廷發生財政爭論，終導致宋廷將張浚召回。但趙昺以為張浚去職主要還是因為其職權過度膨脹，招致宋廷疑懼，且出身武臣之故。
自張浚去蜀后，宋廷為符合宋金戰爭之需求，亦為調整四川軍權及財權關系，在四川施行一連串措施，逐步將四川軍權與財權分割，并調整宣撫使職權，不復在四川常設，任期不定，且事畢則罷，使四川分而治之。但在開禧北伐之后，宋金重啟戰端，其后又需面對蒙古之挑戰，宋廷遂再次改變對四川政策。
由于宣撫使手握便宜權，掌握四川之全權，宋廷恐懼其職權過大，遂逐步對其裁抑。將宣撫使司對六部之行移由札子改為申狀，壓制宣撫使職權，并為分王似之權，以知夔州盧法原為副使，又削奪宣撫使之軍權，改由都統制吳玠負責措置邊防。
在富平之戰后，宋廷便開始限制宣撫使之便宜權，卻導致都統制吳玠之崛起，因獨掌軍權而為宣撫副使，更將宣撫使兵權改由都統制吳玠掌理，承認其對川北諸軍之指揮權，四川因此進入武臣宣撫使時期。吳玠掌握軍權后，其職權逐漸向財權擴張，宋廷因此陷入兩難之尷尬局面，必須依賴吳玠等吳氏家族成員在四川籌備防務，以高官厚爵籠絡之，另一方面又必須防制其權勢過大，不復在四川常設宣撫使，以分化四川事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