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中國的春秋和后來的戰國時代，百家爭鳴，儒學只是其中一家。孔子亦不輕視各類憑手藝吃飯的人，他也曾說過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而且工匠的社會地位并不低，如大家所熟知的中國建筑業以及木匠的鼻祖魯班，即魯國的公輸盤，憑自己的技藝做到了楚國的大夫。墨子載公輸盤為楚造云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于齊，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見公輸盤。
彼時的墨子像是一位工匠界的行業領袖，他少年時代做過牧童，學過木工，大批的手工業者和下層士人追隨墨子，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墨家學派，成為儒家的主要反對派。他見到公輸盤之后，兩人進行工程器械的推演，“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輸盤認輸了，于是放棄了為楚國造云梯的計劃。
同時期的齊國相國管仲則提出著名的“四民分業論”，即“士農工商”四種身份的人分開居住，分別培養，使各自的技藝能臻于完美。對于工匠，他的建議是讓手工業者聚集在一起居住，觀察四季不同的需要，辨別器用質量的精粗美丑，估量它們的用途，選用材料時要比較其中的好壞并使它恰到好處。
意思是“旦暮從事，施于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年少時就學習技術，他們的思想就安定了，不再見異思遷。所以父兄對子弟的教誨不必經過嚴肅督促便能完成，子弟的學習不費力氣就能學好。這樣一來，手工業者的弟子就總還是保持手工業者的身份。
如此士農工商的職業世代相傳，當然會導致社會僵化，不利于階層流動。但從職業培訓的角度而言，在交通與教育不發達的古代，父子相承、兄弟互助，是技藝養成與提高的便捷方式，即“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
然而，從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作為可以和儒家抗衡的墨家衰落了，墨家的衰落也伴隨著工匠社會地位的大倒退。帝制時代是以農立國，以士治國。士和農是統治者的基本盤。而工匠如管仲所言“群萃而州處”，大家集聚在一起并住在城鎮里，而商人則是四處流動，不利于統治。
在此長達兩千年，工與商是被統治者歧視的，帝國各種制度的設計是對其進行打壓和防范的。這兩種職業之所以還存在，那是社會需要建造房屋、制造器物，需要貨物的流通，不得不允許這類人的存在。可以說，中國的工匠和商人，在兩千余年的帝制時代是在夾縫中生存。
科舉制打破了門閥制度，使得普通人也可以進入統治階層，促進了社會平等，階層流動。但是也產生了消極的一面。趙昺以為科舉制的興起，使工匠群體被日趨邊緣化，士與工匠的社會地位差距越來越大。更為嚴重的是改變了人的思想。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許多貧寒家庭子弟的人生夢想，“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成為了社會的價值評判的標準。可在另一方面卻使中國付出了代價，其中包括制造業技術進展緩慢，有些領域甚至出現了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