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副使越說越遠了，以汝之意奸相賈似道實施打算法豈不是消除弊政，治世之良策，又怎么會被時人視為亡國之道呢”陳任翁這時插言道。
“陳尚書所言是也不是，彼時軍中，將領虛報軍費，貪污錢糧，理應整治。但錯在奸相心懷禍心，賈似道既罔上要功，惡閫外之臣與已分功，乃行打算法以諸路，欲于軍興時支散官物為罪系去之。成為其打擊異己的手段，以致引發不可預知的動亂。”韓振解釋道。他的說法也令幾位曾親身經歷者深以為是，尤其是呂師文，他們呂氏也是深受其害，為后日叛宋埋下了伏筆。
“嗯”趙昺暗自點頭，知其分析正切中要害。他明白對于國家來說，錢主要來自稅收，但如果稅收不上或錢不夠咋辦呢而一提及稅收，在歷史書上常常會出現“與民爭利”的字樣。但實際上不會那么簡單，而且史書上的“民”和我們一般認為的“民”，很多時候可不是一回事。具體說來，國家感覺財政吃緊的時候，基本有兩種方法一種就是從一些人手里摳錢，讓他們把不屬于自己的東西吐出來；另一種是找新的賺錢途徑。
南宋實行打算法，一是因為沒錢了，二是因為軍隊太了，所以朝廷要從那些將帥身上摳錢。不過打算法作為南宋解決財政措施的手段，一直備受爭議，一些將領無辜躺槍。
如號稱一生以儒治軍的趙葵，就因為兩件事挨整第一是張燈宴錢；第二是招軍錢超支。嚴格的說這兩件事并不算出格，只能算上瑕疵，卻被擴大化，成了此項政策的犧牲品。更點背的是曹世雄、向士璧，他們在戰場上立了功，但是因為以核諸兵費，皆坐侵盜官錢貶遠州。且因此逼反了悍將劉整，直接引發了襄陽淪陷、南宋滅亡。所以便成了亡國之策。
然而趙昺以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實施打算法看起來沒錯，也是好辦法。但錯在實施不當，并不是那么個搞法。賈似道將打算法弄成整人的工具，且那些施政的官吏節操也靠不住，導致因此法獲罪的將帥甚多，江閫史巖之、淮閫杜庶、廣西帥皆受監錢之苦，累及妻子，徐、李、杜逮系獄，杜死后，追錢猶未停止。結果造成劉整叛變，產生難以預料的后果。
而當下真金啟用桑哥再度實施鉤考法，其本意也是為了解決失去江南后產生的財政困難。但桑哥卻是另有打算，他意在借此打擊漢法派，保證宗族派的利益，如此一來就變了味兒。玉昔帖木兒同樣也懷著這種心思，意圖借機拉攏河南山東行省的官員，以便鞏固自己的地位，其對策就是發動南侵來延遲，或是破壞朝廷的鉤考。
“韓副使所言，吾仍不敢茍同。”陳任翁卻沒有被說服，反駁道，“敵酋玉昔帖木兒意欲南侵正是以此來避免受鉤考之難，如此也可避免了所謂的缺錢之虞，韓副使所言還是令吾難以信服。”
“陳尚書言之不錯，玉昔帖木兒的對策正是如此來避免山東河南行省的動蕩。但世事難料，前時桑哥又有新政出臺，修改鈔法、增加課程，使得其所轄行省負擔大增，秋稅幾被耗盡，如此便無力在實施南侵了”韓振聽了卻難得的笑笑道。
“這這，吾怎么未曾聽說呢”陳任翁有些尷尬地道。
“韓副使所言不假。”這時樞密院機宜司郎中茅湘接言道，“今年端午后，桑哥向真金奏報建議增加課程稅收，鹽引自中統鈔三十貫增加為一錠，茶引自五貫增為十貫，酒醋稅課兩淮增額十萬錠，內地五萬錠，只輸半賦的協濟戶增收全賦。又增征商稅，腹里地區增至二十萬錠，兩淮二十五萬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