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清楚要維系當下士大夫治國的局面，許多先賢已經給他們找出了答案，入仕是為了國家的長遠利益，從而保障士大夫階層的長遠利益。但現下許多士人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們繼承了漢唐諸儒多注重仁民愛物、休養生息，一遇富強言說，則斥之為霸術，不以圣人之徒相許，而對這個階層的利益稍有改革時，這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便群起而攻之。
另一方面，本朝由于推崇朱陸理學，其長于建樹的理想人格，注重氣節、道德及社會責任的修養。而短于經世治國，且利用自己占據高位的優勢，黨同伐異，打壓其它學派，試圖控制朝政，以保證自己的既得利益。結果大家已經看到，不停的內斗和治國的無能，削弱了國家的實力，以致民怨沸騰，國家貧弱，終亡于外敵。
還有要實現崇高的理想，終究是繞不過錢財這個選項的，百姓不會因為你的理想遠大就會選擇你，他們看中的是一家人得以溫飽，田地中的收成。而正如國學中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
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圣人亦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可見圣人也對錢財的認識同樣深刻。
對于一個國而言，錢財同樣重要，正如小皇帝所言這乃是國之興亡所系，國庫中無錢無糧，何以養官、養兵，興修水利，賑再濟難，更談不上造福百姓。且王應麟也相信就是站在道德制高點的士大夫們，沒有了錢糧同樣束手無策，何況諸多官員并沒有圣賢們的情操和覺悟，沒有了薪俸也一樣會心生怨恨，背離圣人的教訓。
而今朝廷收復江南后，應該說基本擺脫了在瓊州之時入不敷出的局面，可也只能說略有改善，勉強能夠持平。此次北伐，軍需消耗甚大，兩年多的積蓄便蕩然一空，還不得不靠超發紙幣還維持財政的平衡，而后續建設所需依然巨大，也就難怪小皇帝要急于斂財。
說實話，王應麟也清楚當前朝中的官員對于如何解決財政困難的辦法不多，主要還是依靠夏秋兩稅及商稅，但是在對土地的利用已經趨于飽和的狀態下，難以再獲得長足的增長。小皇帝在此時提出發展工商以增加商稅收入應該是恰當其時的。
但是小皇帝重商的想法遭到一些官員的反對，他們以為這是舍本逐末之舉，將會破壞農業生產，使人為惡的惡政。而過去一直被理學派打壓的事功學派，則對小皇帝的想法十分支持，他們這一派繼承并發展了傳統儒學中“外王”和“經世”的一面，講究“功利之學”，認為“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
加之事功學派主張“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反對傳統的“重本抑末”即只重農業、輕視工商的政策，且不純粹講究個人的心性修養的觀點，可以說與小皇帝的想法不謀而合，因而再此爭論不休的關鍵時刻，陛下選擇事功學派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