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是可知，清議一開始是在野人士的專利。因為既關心又插不上手，所以就只有“議”。清議當然也不是誰都能議，這些“議員“都是所謂的清流，也就是純正的文化人。富商大賈再有錢也是沒有資格議的，后來甚至不靠科舉而登入仕途，或在戰場上一刀一槍爬上來的武官，都算不得清流。
“文人風尚，歷來影響仕宦階層”，它的背后是整個封建官僚的土壤士大夫階層。如果晉代時還有不同的學派和學說，那么自唐宋以后士人們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已經高度統一。他們的清議，往往眾口同聲，其利斷金。
清議比起清談它所本的是入世哲學，漸漸清議已然是一種政治輿論。且由于清流士風使然，他們不畏權貴，倡導廉潔正義，揭露貪官污吏。清流也就成了不可忽視的力量，在以名節為重的當時社會，文士階層出身的官僚不論在朝在野，都為其所左右。
當然造成這種局面與統治者也脫不了干系，入宋后太祖實施右文政策，同時也為了控制官僚，對言官、御史頗為倚重，甚至定下了不得殺上書言事者的家法。從而讓清流們變得有恃無恐，于是清議也成了影響國策的主要渠道，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
但是趙昺十分清楚，清議比之清談進了一大步，而一旦有人發現其價值，就會將清議視作政治工具。而工具必然是受到人為操縱的，那么其中還有多少積極意義在其中就很說了。統治者也發現其中的弊端，可卡住他們的官路，在野的人反而嗓門更大，就連皇帝也奈何他們不得。
象明朝的萬歷帝，碰上那些敢于以抬棺死諫的極端形式上諫的也只能退避三舍。他在婚姻家庭問題遭到士大夫們的堅決抵制，竟毫無辦法。只好耍賴躲起來，幾十年不理朝政，頗像“竹林七賢”出世的作風，只是這次雙方的角色卻完全顛倒了過來。
奏疏很長，與趙昺此前看過的抄本大體相似，只是在次序和著重點重新進行了調整、編排，內容也依然保留了前輩文人士子清議之魂清。他們很自覺的和農工商割裂開來，他們對經濟，國防，民生之類的實際話題，仍然用于探討，而不屑于實踐的；對待政事和人物，還是從道德角度出發
“啟奏陛下，奏疏學生已經誦讀完畢，請陛下衷心納諫，祛濁澄清，清除積弊”差不多有兩刻鐘，楊連山才宣讀完畢，然后將奏疏躬身呈上。
“汝等所言，朕多有不解，還要向諸位請教一二”趙昺接過轉呈的奏疏，有小黃門搬來一張書案，擺上了筆墨紙硯，他在案上展開，裝模作樣的看了幾眼，笑著道。
“學生等不敢”眾太學生躬身還禮，但對小皇帝下問的姿態感觀大好。
“汝等勸諫朕要實施仁政，朕便想問何為仁政”趙昺略一沉吟問道。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也就是說施仁政要以民為本”張瑞豐搶先回答道。
“以民為本又當何解”趙昺再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