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可以算是閱盡中華五千年歷史，他也大略清楚原始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脈絡，而也明白在每一次社會轉型中皆會有偉大的思想家出現，指明歷史發展的方向。但要判斷一個思想家的偉大程度，他也知道這要看其能否對自己所處的重要的歷史轉折關頭有清醒的認識，并建立起獨特的“歷史意識”。
儒家思想統治中國上千年，趙昺知道其中必有可取之處，當然自己的思想在前世也受到影響。但他也知道儒家思想也非是一成不變，自孔子開創后，其門下弟子及后世的儒士做出了多種解讀和發展，并不斷的進行革新和完善，以適應不同時期的需要。
剛才陸秀夫猜測的不錯，趙昺在這段時間中是棄武從文，拿起了過去十分厭棄的經史，試圖從中找出自己所需，而荀子所著的典籍也在其內。他發現其所言雖然離經叛道，受到歷代儒者的批評，但也非無可取之處，尤其是某些言論十分契合當下的形勢。
不過皇帝言語間透露出來的意思卻讓陸秀夫和鄧光薦心中不免驚詫，在他們的認知中荀子并非是正統，甚至背離了先師孔圣人的思想，且有些思想受到后世大儒的批判和屏棄，與當下流行的觀點存在著十分大的分歧，因而長期受到壓制。
首先荀子在天命的問題上就不為大多數儒士所接受。其實所謂天、天命、天道的問題一直是先秦時期各家關切的問題，西周時期，“天”、“天命”是被作為人格神看待的。到了孔子，它的人格神色彩被淡化，孔子主要借親親之情論仁德，而視天命為一種盲目的主宰力。
孔子之后，其弟子和后學力圖使“仁德”、“心性”“天命”得以貫通，這一方面是要使“仁德”、“心性”的追求獲得存在論的支撐，另一方面又將“天”、“天命”、“天道”義理化、價值化；但荀子有取于道家在“天”、“天道”、“天命”上的自然觀的成分，然而它的理論宗旨卻不在于走向自然主義，而在于凸現“天人相分”，然后以“天人相分”為基礎，建構自己的“人道”學說。
其次，就道德修習而言，荀子認為“圣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最高的要求就是“成圣”，荀子堅持自己的理論的一貫性，認為在天生的情性方面，圣人與普通人沒有什么不同，也只有經過后天的努力，才能夠成就自己。
在國家治理上，荀子非常看重“禮”。荀子認為禮從區分與調節不同人的利欲關系中產生結果，在治禮的過程中，不能只顧及人的欲望，而要讓物與欲兩者相持而長，在物質的增長和欲望的增長之間保持平衡，也已傳統儒家的價值觀產生沖突。
此外，荀子被后世儒家詬病的地方，就是他教出了兩個法家的弟子李斯和韓非。他們都曾經跟荀子學“帝王術”，而這也是陸秀夫兩人最為擔心的問題，擔心皇帝因此走上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