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絕非長久之計，清剿只是治標不治本，只有輕徭薄賦，與民休養生息，才是根本之道。”崔彧又道。
“這個道理我們皆知，但是現下形勢緊迫，西北動亂雖平，但叛王們依然蠢蠢欲動，需要朝廷加以安撫；南朝皇帝一直對中原虎視眈眈，我朝不得不陳重兵于河南、山東備戰，保衛京畿；而朝廷財政困難，大汗也是為難啊”不忽木解釋道。
“現下中原百姓不僅要負擔國之賦稅，還要承擔諸王的供奉，而今還要繳納各項雜稅捐賦，一年辛勞的剩余卻難以果腹，遇到災年卻仍要繳納捐稅，百姓只能典賣土地賣兒賣女，生活無以為繼，朝廷這簡直就是逼良為盜。”崔彧卻是駁斥道。
“唉，我們皆與大汗論及清理雜稅捐納，減免賦稅，爾等也多次上奏，結果大汗不肯，皆是無疾而終，又奈何啊”不忽木臉色黯然地道。
在鐵穆耳繼位后，朝廷平定了西北叛王，與南朝關系驅緩，朝中重臣們便上奏改革稅制，實施輕徭薄賦之策，與民休養生息。但是他們也知道說起來容易，實施起來卻難以立竿見影，需要長時間才能顯現出效果，使得提議總是議而不決，直至大汗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是啊，輕徭薄賦乃是圣人之說，我等之志，千百年來卻又有哪朝得以實施啊”崔彧聽了也不禁喪氣地道。
他是儒學大家，飽讀經史，又入仕多年，當然清楚治國之道，國計民生，首重財賦。“輕徭薄賦”四個字出自漢書昭帝紀，即“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輕徭薄賦，即減輕徭役、降低賦稅，讓老百姓可以安居樂業。
且自孟子提倡“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開始，歷代王朝都標榜“民本”理念，奉行輕徭薄賦的政策。不過，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歷代的賦稅思想雖然大都傾向輕徭薄賦，但在賦稅制度的運行過程中經常反其道而行之，可以說是屢改屢敗，屢敗屢改，也沒多大成果。最終，輕徭薄賦成為紙面上的政策，百姓的負擔依然相當沉重。
而又何為“徭”與“賦”
所謂“徭”，就是役，這兩個字常常連用，徭役是古代平民所要承擔的政府派給的無償勞動。且自周代起，徭役就有賦役與職役之別。
賦役是人們在一定時間內為某種事項所的勞役，如開運河、修城池、修宮殿、修道路堤堰、運輸軍需物資等，即所謂“力役之征”。
職役是指按照戶等高低，輪流征調鄉村主戶擔任州縣公吏和鄉村基層組織某些職務，也就是為各級地方行政機構承擔無償公職，它比賦役存續的時間更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