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就是稅，但賦的出現早于稅，最早是以包括田賦在內的“貢”為其基本形式。貢即貢納者必須履行的奉獻義務。賦字從武，原指軍事上車馬軍需人力的征調，戰國以后，賦與稅逐漸混合，常常也指對土地課稅，并連用為賦稅。
根據文獻記載，夏、商、周三代都是定額貢納制度，征收標準是若干年農業收成的平均數。歷史學家普遍認為，這個征收的額度應該是十分之一，也就是著名的“什一稅”。后來“十里抽一”這個比例持續了很久。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賦稅與徭役被視為基本征課方式，貢退居次要地位，但仍未完全滅失，仍然是百姓的一項義務。
到了周朝，老百姓的徭役和賦稅負擔逐漸加重。而到了春秋戰國，各諸侯國統治者大興土木、驕奢淫逸。對內實施苛政，大幅增加賦稅和徭役；對外不斷征伐、魚肉百姓，導致國庫空虛，苛捐雜稅隨之而來，令百姓無比痛苦。
老子認為，民眾為什么饑餓因為統治者“食稅之多”。統治者苛捐雜稅太多，老百姓則不堪重壓，就沒有能力從事生產，改善生活，也就不可能有持續的財富積累。而統治者“食稅多”的原因，就是生活奢靡無度。他們講排場、講享受，住華美的宮殿，興建奢華的娛樂設施，美食珍饈、華屋笙歌，消耗了大量的民力民財，老百姓苦不堪言。
因此，要使老百姓免于饑餓貧困，就要輕徭薄賦，減輕老百姓的賦役負擔，使老百姓休養生息。輕徭薄賦的根本落腳點應在于控制國家財政支出，而降低支出的落腳點在于統治者控制自己的欲望，對己儉約，對民慈愛，清靜寡欲，與民休息。
諸子百家中，儒家“薄稅斂”的號召影響最大，成為秦漢以來反復宣揚的財政教條。孔子主張“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國家興辦大型工程項目要適中，不能太多，要適合禮的標準，做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為此，孔子還曾斥責學生冉求幫助魯國的季氏聚斂搜刮百姓，他說“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公開表示要大義滅親。
孔子希望統治者都能像周朝初年那樣，農民為貴族耕種公田，公田收入歸貴族，商賈則根據其財產和收入的多少而征稅。徭役以戶計數，免除老人和小孩的服役義務，并照顧鰥寡孤疾的人。關于稅率，孔子則主張“斂從其薄”。最好是恢復行什一稅率。
孟子從其“仁政”的觀念出發，“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君不鄉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他也主張征取十分之一的農業稅，他還建議“去關市之征”，不征收商業稅，而獨征農業稅。
荀子認為，要想國家安定團結，輕徭薄賦是一條有效的途徑。“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這表明，荀子還把輕徭薄賦看成是為國家開辟財源和實現富國的目的和手段。
但是蒙元起家于游牧民族，他們的財政開支大多來自于劫掠和征服地的貢獻，直至忽必烈繼承汗位才開始接受漢化，可是也并沒有能建立起正常的稅賦制度，而是利用色目人理財，使得兩種制度并行。
如此一來，不僅未能減輕普通百姓的負擔，反而使他們的負擔增加，橫征暴斂式的征收制度使得財富集中于權貴之手，國家財政始終處于崩潰的邊緣，這又刺激統治者增加稅賦。而崔彧和一班受漢化較深的重臣們試圖改變這種狀態，勸諫鐵穆耳屏棄舊制，實施新制，使國家擺脫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