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替海漢人效力似乎還算不得什么光宗耀祖的好差事，不少忠于明廷的人暗地里還會將其斥作叛國忤逆之舉，認為這是不忠不孝的表現。但隨著海漢的日漸壯大，還持有這種看法的人也在逐步減少，特別是海漢立國的風聲出來之后，民間輿論的趨勢也有了明顯的變化。過去海漢衙門里的職位往往被斥為“鷹犬”、“走狗”之類的代稱，但如今海漢要建國了，那哪怕是做個打雜的衙役，也能跟開國功臣沾上邊，這意義可就完全不一樣了。日后這海漢國中誰才是人上人，眼睛沒瞎腦子沒壞的人自然能分辨得清。
進入海漢學府深造入仕做官改變家族的社會地位，這樣的路線對于家境小康卻苦于沒有上升通道的地主階級來說，無疑是很現實的一條捷徑。不過海漢高等學府的確不是人人都能去的地方，要嘛是過去有出眾的成績，比如本來就已經考了大明的功名在身，要嘛就只有設法得到地方上主管文教事業的官員推薦。海漢將這些上升通道與日常的合作態度相掛鉤，換取地主階級在土地政策上的配合。在現在社會變革的大環境下，這種擺在明處的交易條件實在讓人難以拒絕。
雖然目前仍有一些地主在堅持自行雇傭農民耕種土地，但隨著社會主要生產關系的逐漸變化，他們也會意識到自己的行為與社會發展趨勢相悖，如果不做出改變適應這樣的社會變化，那遲早會成為被社會遺棄的對象。而能夠抓住這個歷史時機順應潮流的人，則極有希望成為新興政權建立之后的第一批得利者，并且以此為契機，成為海漢的擁躉和守護者。
范迪門對于海漢主導的農田種植能夠收獲多少水稻并不是很感興趣，東印度公司沒有能力也沒有興趣在巴達維亞組織這種大規模的糧食生產，他個人更感興趣的是弄明白海漢在改變土地政策的過程中是如何消彌了地主階級本應該會爆發的強硬反抗。
從張新的描述說明中，范迪門認為自己已經找到了一部分原因，海漢人在政治手段的應用方面的確有其獨到之處，能夠讓地主階級中的相當一部分人選擇利益交換而非對抗，時間一長這些人自然就會被同化到海漢的利益共同體之中去。
不過范迪門有所不知的是，原屬于大明統治地區的地主階級并不是沒有發起過反抗，而是試圖采用暴力手段反抗海漢統治的人全都在前幾年里被抓的抓殺的殺，反抗態度最堅決的那幫人早就已經被海漢當做典型給處理掉了，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1631年儋州刺殺案后被處理的相關人員，自那以后可就沒人再敢把反抗的意圖掛在嘴邊了。
在用暴力手段消除死硬派之后，再利用利益條件來引誘剩下的人就范，這樣的組合拳的確在瓊北地區取得了極為不錯的效果。雖說儋州鄉下還是有不少思想僵化的頑固分子不愿遵從海漢的土地政策和農業開發計劃，但也沒什么人敢再跳出來公開反對了，只能老老實實被現實一點一點地磨平棱角。
對東印度公司來說，這其實并沒有太大的借鑒意義，荷蘭人在南洋開辟殖民地一向都是暴力為先，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殺一波再說，從來沒考慮過要像海漢這樣細火慢燉的方式來治理地方。當然了，這也是跟荷蘭人所處環境有很大關系，他們與南洋土著在人種和文化上所存在的差異難以克服，如果不使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來處理，那么在人口規模上不具備任何優勢的外來族群將很難在這里立足。而海漢人與大明漢人同祖同宗，文化一脈相承，融合的難度就相對要小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