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雖然英國和法國是聯軍，然而英國魔法部和法國的關系卻交惡了。
當時的英國魔法部向全世界派遣傲羅，試圖抓捕格林德沃，就好像在質疑別國的能力。
是亨利·波特號召巫師參與一戰，也是英國人打算抓住格林德沃，這個打算統治世界的狂人。
法國巫師可和麻瓜不一樣，對于英國魔法部的回擊是，沒有經過法國人同意派遣的巫師，一律驅逐出境。
紐特·斯卡曼德在紐約造成的事件讓他很難進入白名單里，為此他不得不偷渡進入法國，也正是因為他的偷渡行為，他被法國魔法部通緝了。
現在英國和法國的邊境沒有設立魔咒，感應是否有巫師非法入境了，畢竟英國現在是歐盟成員。
在莊園里有一個地下酒窖，入口處有一尊雕塑，大概雕刻的是某位拿著權杖站立的年輕貴族，權杖頂端的黑曜石就是門鑰匙。
利用這個門鑰匙，波莫娜和西弗勒斯回到了南肯辛頓的公寓。
有了這個東西，波莫娜就不用再住在這間盧修斯用來安排情婦的豪宅了。
正好今天是父親節，她要送一份好禮物給那個“好爸爸”。
英國麻瓜正在走法國人的老路，除了倫敦，其他城市都變得越來越蕭條，一如法國，除了巴黎全部都是鄉下。
馬賽、里昂雖然也是大城市，可是和花都巴黎比起來確實要差太多了。
這看似是一件好事，官僚們可以看到繁華的大都市，到處都是人。
但是也正是因為大量無產階級集中到了首都周圍，當大革命爆發的時候才有那么多平民才一下子變成了“革命黨”。
平時那些“無套褲漢”雖然嫉妒貴族奢華的生活，卻因為畏懼法律和國王的威嚴，不敢付諸行動。
巴士底獄在混亂中被攻陷后，他們的膽子就變得大了起來，敢于去干一些平時想干，卻又不敢干的事情。再加上一部分軍隊倒戈了，法國國王覆滅的速度就更摧枯拉朽了。
壓抑的情緒一旦爆發出來，是沒有辦法阻擋的，時至今日也不會有誰去質疑法國大革命的性質。
君主論中曾寫道，要掌控一個地方不要去管那些貧民，而是要拉攏那些手里握有土地、財富和權力的人。那些貧民什么都沒有，沒有錢買盔甲和箭，靠著草耙他們根本不可能打贏全副武裝的士兵。
騎士階級在歐洲雖然不具有日本武士那種可以隨意處死平民的特權，平時在鄉村、城堡里一直都說“榮耀”的象征。
一位手握軍權的貴族可以將教會都不放在眼里，直接將教堂的鐘給拆了，修道院變成他的住所和指揮部，什么不能帶著武器進入教堂的規矩可以完全不理。
但是，他要是想“合法”戴上皇冠，就需要教廷的認可，丕平的父親鐵錘查理以前是墨洛溫王室的宮相，后來他的孫子利用“君權神授”竊取了皇冠，跨過了血緣繼承和“臣子”到“君主”的橫溝，“合法得”成為了法國國王。
這類似中國的禪讓制度，前朝因為無德而被后來的王室推翻，看似以弱肉強食為核心邏輯的司法決斗制度之所以會被推行開來也是因為人們相信神是不會讓無辜的人輸掉決斗的。
當人類發現事實真相的能力極為有限時，裁決糾紛大多需要通過經驗；而當經驗不足以區分真偽時，人們就只能將希望寄托于神靈。通過各種宗教化的方式取得神諭以辨別是非，就是神判法。
既然上帝指導國家的戰爭，那么在私人的爭端中也能夠保證說真話的人在決斗中取勝。
以力量衡量是非無疑是“愚蠢”的，但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司法決斗卻有著不可比擬的優越性，人們不會擔心司法人員因偏袒某一當事人而選做出有利于他的裁決，也不需要害怕有罪的一方因為聘請了經驗豐富的律師而輕松躲過懲罰。
做了虧心事的人總會心虛，面對心里沒有任何畏懼的人氣勢上就輸了一成。決斗是最能避免偽證與腐敗的神判法。決斗是生死較量，在榮譽與生命面前，精致的規則全部會消失于無形。
如果武藝不精，或者自持武力強大太過驕傲都會輸掉自己的性命。
15世紀的歐洲可謂“全民皆可決斗”了，甚至女人可以和男人決斗，只要不怕輸就行。
波莫娜思考著，自己是不是可以找“瘸腿”的盧修斯馬爾福練練。
他本來就疏于練習，比起魔杖他更擅長玩弄錢和政治，越來越像是一個麻瓜。
但是這個念頭她在腦子里想了一下就放棄了，她是送禮物的，不是送難堪，要是他連個女人都打不贏，那他說不定會在背后怎么陰她。
法國是通過武力差點征服了整個歐洲，而奧地利則是通過血緣獲得了歐洲幾個大國的繼承權，西班牙王位戰爭也正是因為哈布斯堡家族的繼承人絕后了這才爆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