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0年有一位叫屈尼奧的法國炮兵指揮官層受命研制一種用蒸汽機驅動的牽引車來拖拽大炮，這就是蒸汽機的雛形。但是它煤耗太大，而且過于笨重，容易陷入沼澤中，因此法國軍隊沒有繼續投資屈尼奧，這個發明也因此擱淺。
英國則不同，最早使用礦路的便是煤礦公司，煤礦企業可以持續為蒸汽機技術投錢。
英國鐵路的軌距為7英尺，大概就是兩匹馬屁股的寬度，早期的列車是由馬車公司改行生產的，而法國的鐵路則用的米制，同樣比利時用的鐵路也會采用米制，另外比利時的法語區主要是礦區。
在推廣民法典的同時還要推行公制度量衡，這一點在督政府時代就已經實行過了，不過效果并不顯著。天主教被迫害，征兵還引起了農民暴動。就目前階段而言，大規模建設她印象中的那種鐵路是不可能的，不論是技術還是資金都無法達到。
擴建安特衛普港對英國人也有好處，他們可以將礦石運到這里加工。在喬治安娜的印象里，英國是先有的工廠，然后有的鐵路，鐵路將各個工廠鏈接起來，而非古代那樣，沿著運河修建磨坊、城市。
科學家的天才靠自己，工程師的天才靠社會，牛頓和瓦特是完全不一樣的人，牛頓在自己的書齋里就可以算出經典力學的原理，瓦特卻必須在索霍工廠里組裝，蒸汽機組裝工人是目前最緊俏的職業，普魯士人挖了一個工程師過去，仿制出了蒸汽機，俄國則將300個工程師一起“打包”了，為這事喬治國王還和沙皇起過外交爭端。
那位被押送到巴黎的安特衛普前市長曾經是督政府時期的元老院成員，走私算不上要命的重罪，充其量沒收家產，但是他選的時候卻是在《亞眠和約》簽訂前，說嚴重點可以是叛國罪，即便現在不會用斷頭臺了，絞刑架還是存在的。
他首先被送到布魯塞爾的重罪法庭，在有名的律師貝里耶的辯護下，陪審團全票通過免于起訴，他被無罪釋放了，布魯塞爾人哪管的著法國人呢？
甚至他們一定程度上還抱著看好戲的心態，他被釋放的時候還被當成勝利者歡呼，拿破侖對此非常惱怒。他讓人將前市長移交到亞眠重罪法庭，一切都照著他說的做了，但是最后結果還是一樣，緊接著前市長就被移交到巴黎高等法院，成為沒事做在法院看戲的觀眾們的談資。
有好幾家咖啡館可能受到牽連，一邊喝咖啡一邊討論政治、藝術、戲劇、文學是巴黎人的生活。如果波拿巴派兵到這些地方，事態就變得不可收拾了，再說買匕首的怎么知道這把匕首曾經殺過人呢？
腓德烈大帝能推翻法院的判決，通過內閣命令執行他的判決那是因為他有絕對君權，這甚至和英國的王座法庭都是不一樣的。在光榮革命之前，國王宣誓時說的是“維護先王批準的法律和習慣”，到了威廉三世宣誓則變成了“根據議會同意的法規進行統治”，《權利法案》規定了，未經議會同意，不得強迫人民承擔或繳納貢物、貸款、捐助賦稅和其他類似負擔，非根據國家法律和法庭判決，不得逮捕關押任何人或剝奪其財產，政府軍不得占據民宅，不得根據軍事戒嚴令人意逮捕公民。
也就是說腓德烈大帝判決的阿諾德磨坊主案，如果換到了英國，最后結局也是如同普魯士地方法院和柏林最高法院判決的結果一樣，阿諾德要失去他的磨坊，支付他拖欠的租金。
這是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的區別，程序正義強調的是執法、司法過程中行為的合法性，實體正義認為，為了追求普遍認知的“懲惡揚善”的法律結果，可以部分犧牲程序正義，而傳統的法律理論認為，不具有程序正義的“正義結果”是“毒樹之果”，是不會被法庭采信的。
按照程序正義，阿諾德要根據自己所簽訂的租憑合同的條款找到相關依據，然后對自己的違約行為進行申辯，阿諾德夫婦該去找律師而不是找國王。
一個好的律師不僅可以幫他止損，而且還可以讓那個“仗勢欺人”的地方委員把鯉魚池拆了，完成君權才能實行的事，這就要對德國的法典非常熟悉了，德意志由許多個公國組成，一條河流會通過好幾個公國，甚至像萊茵河這種河流會跨越好幾個國家，如果上游的都和格斯多夫一樣，修個大壩把水給截了，用于灌溉或者修鯉魚池，那下游的國家怎么辦呢？
對于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公眾來說，腓德烈大帝的判決是公平正義的，法律沒能保護弱者，國王卻做到了，腓德烈大帝在普魯士有絕對權威，他在國內想干什么都順順利利，哪怕他發動了七年戰爭和巴伐利亞王位繼承戰爭，并且自稱大帝而非國王呢？
巴伐利亞戰爭又被稱為“土豆戰爭”，因為當時戰爭雙方都在忙著在波西米亞收割馬鈴薯。在這場戰爭中，不論是普魯士還是奧地利，都沒有大的作戰行動，而是保持對峙狀態，同時林勇復雜的調動，通過部隊的激動來切割對方的交通補給線、基地和要塞，以此讓地方退卻。
最后奧地利做到了這一點，普魯士的軍隊一步步被逐出奧地利，還占領了巴伐利亞的若干地區，贏得了這場戰爭的勝利。
1780年剛好是巴伐利亞戰爭結束，雙方在瑪利亞特雷莎太后的敦促下，以及法俄調停下召開特申會議，這個和約結束了執行了一個世紀的《西伐利亞和約》，它是《威斯特敏斯特伐利亞條約》的別稱，結束了西班牙與荷蘭的八十年戰爭和德國的三十年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