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對于東林黨的態度太為失望，許多三黨人士沒有等問津大會結束就提前離開了黃州。
至于東林黨的人物們，因為還要對付其他三黨人物的刁難苛責，以左光斗為代表的東林年輕一代，各自堅守崗位，撐到了問津大會的最后一天，把所有三黨針對東林的攻擊全都連消帶打的防了出去，配合著東林黨的報章雜志，力求一個在輿論場上不落下風。
整場大會最后還是變成了黨爭的戰場，而原本抱著看熱鬧心態的王文龍也有些呆不住了。
問津大會開到一半王文龍就收到家里送來的消息，沈宜修在正月給他生了個大閨女，母子平安，王文龍著急著回福建看老婆和女兒，只是因為葉向高留他梳理請萬歷皇帝投資海貿的細節，王文龍不得已多耽擱了兩天。
就在問津大會結束的當天下午，王文龍的事情也辦完了，立刻收拾包袱準備返回福建。
臨走之前，汪文言特來拜訪，一見面就問道：“建陽先生提出的經濟之學在江南傳播很廣，許多人以為此學說可以救世，先生如何看？”
王文龍笑著說道：“經濟學是市場運行的基本規律，他本身并沒有救不救世的問題，只是符合經濟學的產業就能夠發展壯大罷了。”
汪文言有些失望：“先生以為經濟學只是一種輔助工具？”
“沒錯，一國之事務紛繁復雜，任何政策都有許多背后因素推動才可以落實，經濟學說作為治國理政之參考則可，而認為使用某個學說就能夠指導一國之發展，則過于幻想。”
萬歷年間的江南已經流行了太多種學說，有人侈談心性，有人專談民生，都覺得讓自己高居廟堂，使用自己的方法就能夠解決天下的所有問題，然而諸多學派最后都只能成為《明儒學案》之中的理論觀點，從始至終都沒有實踐的可能。
因為一個政策的實行，必須要考慮到實際的社會結構，大明的社會可不是儒家筆下的士農工商那么簡單，每一個社會階層都有自己的利益，碰到和自己利益背離的事情定然會出來反對。
如果什么政策都可只靠想象就能實行，那東林黨提出的許多觀點其實也是對大明有益的，然而實際情況就是最支持東林黨的江南士商階級的力量沒有辦法完全壓過大明的其他階級，導致東林黨的政策大多數不能實行下去，只能淪為用來攻擊異己的吵架理論。
王文龍知道此時經濟學說被許多江南的小士商階級本質認為可以拯救大明，也是因為這個學說最符合這些江南小士商階級的需求，民黨之流也是這一批人。
可現在的小市商階級力量還是太小了，想要把符合他們利益的學說推舉成治國理政的方法肯定會受到頗多阻礙。
所以王文龍才說經濟學說是很好的輔助工具，可以幫助執政者制定合理的經濟政策，但絕不可能刻板的按照某個理論去建設國家。
汪文言這次本來是想勸王文龍加入東林黨，因為汪文言自己就是讀了王文龍的《國富論》之后找到未來目標的，他想利用東林黨這個江南最強大的力量，推行經濟學說的主張。
汪文言確然是一個八面玲瓏的油滑人物，但也是一個有信仰的人，歷史上面對魏忠賢的威逼，汪文言寧可受酷刑死在獄中也不肯背叛東林。
原歷史上汪文言信的是東林那一套，而此時汪文言卻成了堅定的經濟學說信奉者。
因為王文龍是《國富論》的作者，汪文言原本以為王文龍一定和他是一條心，可現在聽到王文龍不認為這套學說有實際實行的可能，汪文言一下就有些不高興了：
“先生在《國富論》之中說一個健康的市場能讓商人的投資去推動生產力的進步，由此便能使全天下都富裕起來。既然投資都要由商人主導，這背后隱含的意思便是未來之天下該是士商之天下。先生在書中已經做出這樣的論斷，為何卻不以這樣的目標去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