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龍所提出的國防經濟學概念在這個時代雖然還無法完全實行，但是對兵學研究者的啟發卻是無與倫比的。
后世的經濟學者對這篇文章評價是：“經濟學啟蒙轉型之作，華夏特色的經濟學由此發端。”
教科書中的介紹更加詳細：“國防經濟學的前提是大政府，同時期的歐洲國家政府規模普遍小，幾乎沒有提出國防經濟學的可能。由于王文龍出生在東南亞，王文龍的經濟學研究早期更像是偏向歐洲的市場經濟研究，直到萬歷三十五年王文龍提出軍事經濟學開始，明末學者開始思考如何從一個大政府的角度去研究經濟發展。”
軍事經濟學就像是跨越時代到來的啟迪，直接促使后來大明兩個重要經濟流派的誕生。
一派學者學習使用軍事經濟學研究手段，深入鉆研博弈論、計量經濟學，最后發展出了面臨重大現實問題，進行實證研究和定量模型分析的國防經濟學派。
另一派學者則是從軍事經濟學注重大政府治理的角度出發，解決之前王文龍所寫的國富論中只寫了私人經濟，而很少涉及政府對經濟調控的問題，這一派學者專著探究如何將大政府和自由經濟結合在一起，最后由此誕生了政治經濟學。
王文龍的軍事經濟學理論被后人認為是國防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兩大顯學的開山鼻祖，由此王文龍在后世百科上的名頭又添上了“經濟學家”“政治研究者”兩個稱號。
甚至因為王文龍的軍事經濟學對于后來中國中央王朝的軍事發展影響太為深遠，有王文龍的崇拜者在幾十年后表示王文龍就是一個將軍，還有相關研究者跑到東南亞去搜集歷史材料，居然信誓旦旦的表示自己找到了“證據”可以證明王文龍在東南亞曾經參與過歐洲人的軍隊，并且指揮殖民者和土著軍隊作戰，“這段經歷正是王文龍后來在軍事上有如此多的遠見和發明的原因”。
不過提出這一說法的學者很快就被王文龍的后人辟謠，王文龍的后人在媒體上發文表示：“王文龍是一個進步的思想家，從來沒有參與過歐洲人殖民亞洲的戰爭，該學者的說法純粹是對于王文龍的誹謗。”
趕上這王文龍的研究學者也是個喜歡蹭流量的，據不承認自己的研究是胡說八道，最后和王文龍的后人因此對簿公堂，倒是讓王文龍在百多年后又登上了媒體的版面。
那篇軍事經濟學文章在兵部引起哄動的時候，王文龍正坐著一架滑桿去往京城城南。
在嘉靖朝之前，北京的人口很少，京城的建筑也只包括了內城和皇城兩部分，但是隨著嘉靖朝以后市場的繁榮，大量的百姓涌入北京城做生意，于是朝廷又規劃了南城作為百姓的新居民區。
王文龍坐著滑桿，一進入南城就聞到街道上彌漫著一股排泄物的臭味。
萬歷年間京城的下水道設施還是相當完備的，各大街道都有臭溝，臭溝上蓋石板，每年七月科考之前還要打開石板清理一次，百姓稱此為“臭溝開，舉子來”，除了七月份臭上大半個月之外，其他時間基本能做到排水通暢，平時在內城生活，街道上幾乎聞不到什么異味。
但那只是內城的情況，京城南城的城市規劃比起內城要潦草許多。
王文龍一出城門進入南城，就見內城里臭溝上鋪設的整整齊齊的條石就不見了，排水的溝渠就直接裸露在地表上，年不疏通使得溝渠中早已有了深深的積水，內里滿是蛆蟲，臭不可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