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少衡把《管窺》賣到山東多半能獲得成功，因為此報紙在京城已經引起哄動。
《管窺》的前身《甲骨文會刊》每期的印刷量不過是一百多份，新刊物的編輯部雖然考慮到報紙的銷量可能會擴增，但是怕報紙不好賣出去，第一期也只印了六百份。
卻沒想到六百份報紙印刷出來不到兩天便銷售一空，登門求購的書商還絡繹不絕，許仲琳連忙道印刷部門加緊印刷。
京城物理社的小印刷廠原本就是由物理社所購買的一家抄報房改建而來，印刷能力也有限，緊趕慢趕，最終《管窺》第一期的印刷量定在了一千五百份，銷售的火爆程度也不過稍稍減緩，若不是因為印刷部門的能力有限，可能這一期創刊號的印刷數字都能接近兩千份。
京城的書報商聽到這個數字全部驚呆。此時京城雖然有多家報刊，但是最高的銷量也不過是五百多份，放到江南只是中型報社，在京城卻已經可以稱得上第一了。
這是因為大明的京城雖然是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但比起江南文化的繁榮程度還是有所差距。
這主要是由于京城的出版業不夠繁榮所致。天子守國門的代價就是京城連糧食都得走大運河千里迢迢從江南輸送而來，京城生活百物騰貴，從糧價到物價都比江南高上一籌，可想而知印刷工的工資有多高。
高物價直接影響了印刷業發展，明代京城甚至印刷業水平不但比不上山東與河南，甚至還不如北直隸的通州。
一直到后來的清朝，北直隸的印刷中心也不過是轉移到了天津楊柳青一帶，到底是沒能入京，京城的工價物價太貴了，實在是養不活印刷產業。
另外，京城的輿論控制實在也有些嚴重。
比如后世有些與京城文化相關的資料研究說：明代北京有八大書院。
但仔細看看八大書院的位置，其中四家坐落于通州，兩家在密云，一家在昌平，這些地方在此時都是京城順天府以外的范圍，只不過是在后世的行政規劃之中屬于北京城而已。整個大明唯一一家建立在京城的書院是宣武門外的首善書院，那是天啟年間東林黨為了傳播自己思想所建的，建成不到幾年，就隨東林黨與閹黨斗爭之中的失勢，被魏忠賢強行關閉。
京城這地方實在太敏感了，開一家書院都怕有影響輿論之嫌，實在不是一個文化繁榮的所在。
但是京城里光是翰林就幾百人，實實在在有一個龐大的文化市場需求，在京城只要能夠合法印刷并且引起購買熱潮的書籍，幾乎都能掙錢，就比如嘉靖年間《三國演義》第一次正式印刷出版，那就是由禮部經場所印，在大內發行，上千本的銷量大半是由太監宮女提供的——太監也識字，也喜歡看小說。
過去京城的出版業自然也印刷一些掙錢的書籍，但是往往十分謹慎，不敢印過新的題材，很重要原因是怕在政治上擔了風險。
《管窺》一開始就擺明了自己不涉及政治的立場，并且在京城發行新小說，立刻就獲得了京城識字群體的追捧，一千五百份的銷量輕輕松松。
京城作為輿論中心的能力在這時也體現了出來，這地方不是一個建印刷廠的好所在，但卻是一個炒作新作品的福地。
如：袁宏道學于湖北，游于江南，然而真正成名卻是在京城；利瑪竇在南京時雖然也頗有名氣，但是也是進了京城之后才真正在文化人中建立了自己的地位。
這就是京城首善之地的優勢：在江南吟一千首詩，不如在翰林院里頭留下一個吟詠的佳話。
《東人平生錄》本來的小說質量就是超越時代的，在京城首發，立刻就引得一群文官、翰林們爭相評論，然后便自然而然的聲名廣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