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保互助，這個詞一聽就很紅朝。毫無疑問，正因為高務實前世有紅朝基層干部的工作經歷，才會一下子就想到這樣的處理方法。不過真正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方法本身也特別適合中國社會即便是明朝時期的中國社會。
中國社會歷來是一個宗族社會、一個人情社會，“皇權不下縣”有著悠久的歷史。這就導致無論任何統治者、統治階層在制定政策時都不得不考慮這種宗族社會的特性來“順毛捋”，而不能逆向操作。作為一個自詡“改良者”的人，高務實顯然也會順應這種客觀存在的社會性。
不過，究竟什么樣的社會才叫“宗族社會”，宗族社會又有什么獨特之處是高務實必須順應的呢
有一點非常明確，但又可能為很多現代人所忽視的是中國宗族是祖先崇拜的產物，祖先崇拜的核心則是祭祖。是故，宗族的最初含義就是圍繞宗廟祭祀的聚簇者，從而形成宗族組織。
先秦時期的宗族可以分為商、西周至春秋、春秋晚期以降至戰國三個階段。
商代的宗族，表現為“多子族”的血族團體組織。即商王未繼位的王子王孫另立門庭，立廟鑄器，祭祀所自出的祖靈，形成血緣群體。
根據周人所講，商遺的宗族成員是宗氏、小子與類醜。宗氏是以宗子夫婦為核心的小型家庭，小子是宗族內沒有主祭權的庶子家庭，類醜則是宗族內的依附民。宗氏可以恩賜小子獨立祭祀生身父母的權力。小子一經別族，擁有族邑，亦有自家的新墓地，便可獨立，還有了標榜自己家庭的族氏名號，則就是一個全新的宗族。相對于所自出的母族，他們是亞族，也就是分族。
西周采取賜民、賜土與賜姓命氏的封建制度。新出現的“姓族”，改變了周人對血親范圍的認知，彰顯出家族團結的重要性，分家別族的自發性本能沖動受到抑制，于是宗族結構發生了變化。分封制度下的社會結構，如左傳桓公二年記載，有姓族、宗族、分族與個體家庭，自周天子、諸侯、大夫、士，乃至庶民，以血緣為紐帶，層層統屬。
春秋晚期社會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左傳昭公三年記載叔向與晏子發出“季世”喟嘆，社會劇變，“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即封建制崩塌，宗族無法繼續維系。庶民以氏相稱，氏失去了“別貴賤”的功能。
顧炎武的日知錄周末風俗，總結春秋與戰國的社會變化時說“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即戰國時期宗族組織崩解，無需以姓氏來定血緣親情。“編戶齊民”的時代從此到來。
秦漢的宗族大致有承轉接續、形態多變、宗法下移、功能轉換和影響深遠幾個特點。宗族自身族權的發展，主要在宗族長對族眾的管理、宗族的互助和自衛方面。至于祭祖和修譜的活動，因為與門第、選官和婚姻有關，就決定了士族的宗族活動必然還在一定程度受到官方的約束，族權的下移是相對的。
秦漢社會在宗族形態、組織結構和宗族制度是一個新舊交替和重要變化的時代，這一時期的特色至為明顯。漢代的家族帶有父系為主、母系為輔、族制雙重性的特點，遠古時代一些氏族因素被保留在秦漢宗族組織之內。總之，秦漢的宗族帶有“后氏族時代”特性。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宗族結構一般是共祖以下三代親族關系，即以己身為核心的父、兄弟、子，以及諸從父、諸從兄弟、諸從子。每個父系家庭分別是一個宗族單元。宗族是由若干宗族單元組成的親族關系網絡。宗族作為一種“關系”而存在，并非實體。每個宗族單元則是實體，更像家庭。宗族的存在是由族譜完成的，可見族譜對于當時宗族關系維系的重要性。
此時宗族更為突出的是地緣性，而宗族賴以生長發展的根基則是“鄉里”。鄉里的宗族由鄉黨、鄰里形成重要的地方支配網絡。出仕于各地的宗族成員形成了以官僚成員為核心的宗族單元。士族門閥是當時重要的歷史現象。
到了隋唐五代，文獻中宗族、期親、親族、家族，都可以在某種場合表達宗族之意，作為宗族的概念，是指以血緣關系為紐帶而組成的家庭聯合體。此時宗族的基本組織結構，包括家廟、譜牒、祖塋、族產及其來源與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