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銳問道：“提升勞動力效率的手段不該是教育么？國內并沒有進行總動員，難道經濟運行非得依靠童工？普通民眾連學習的機會都要被剝奪么？”
經濟部長一時無語。而何銳繼續說道：“我非常認同李潤石同志的看法，生活方式必須是一以貫之。學業都沒完成，就去工作。這個口子一開，群眾怎么看？我知道不少人說，群眾覺得養學生太花錢，太難。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不是光去講道理，而是要發揮強制，非得讓學齡的學生完成教育！只有讓人民認識到必須讓孩子完成學業，那種絮叨才會變得毫無意義，最終被群眾放棄。”
經濟部長聽完這話，知道何銳不可能改變看法，當即答道：“主席，需要更多預算。”
李潤石覺得經濟部長貌似有點不夠誠懇，預算這種事情只要一提，大部分領導都會覺得麻爪。錢難掙，屎難吃，自古如此。從追求效率的角度來看，先把錢掙到手，再說花錢，是理性的態度。
何銳并沒有被預算問題嚇到，他當即給出了解釋，“這次預算之所以這么久都沒拿出來，是因為我提出了要求。以80%的中國人口生活在城市為基礎來制定預算。”
李潤石在經濟部長臉上看到了震驚的神色，李潤石自己剛聽到這個計劃的時候同樣很震驚。這個計劃的基礎是中國一定能打贏戰爭，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就這么考慮，就是李潤石認為何銳過于傲慢的原因之一。
不過何銳擁有著無比巨大的政治影響力，而且推動中國徹底城市化，計劃本身沒有錯。所以李潤石也沒辦法去反駁何銳的要求。因為何銳作為中華民國的主席以及文明黨的主席，在換屆選舉之前，他的確有決定國家政策的權力。哪怕是何銳的要求看著十分驚人，主要基本理念沒問題，同志們就得去執行。
當然，計劃如果失敗了，何銳自然要承擔起政治責任。而李潤石非常確定，何銳最不怕的就是承擔責任。從1915年到1942年，何銳在整整27年中沒有出現過政策失敗的情況。黨內與國內有許多不認同何銳政策的人，即便是這些人卻都習慣性的認為，何銳要做的事情必然能完成。
經濟部長當即答道：“主席，如果這個計劃能夠完成，國內產能一定不會有問題。但是我有個問題，這會不會導致未來的就業危機？”
李潤石看向何銳，就見何銳當即答道：“現在的農村勞動力已經徹底飽和。即便留在農村，也就是從顯性失業變成隱性失業。失業問題根本沒有得到實質性解決。只有到了城市，通過加入工業化生產，提升了能力，開闊了眼界，人民才有可能得到更快的發展。中國人口數量已經決定了，失業問題必然是長期困擾中國的問題。
現在不解決，以后解決起來只會更難。以中國當下的局面，人民進城，天塌不下來。”
經濟部長并沒有被這話給說服，他繼續問道：“戶籍管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