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事對于朝鮮王室來說是一件極為屈辱的事情。這涉及朝鮮建國前的兩個疑點，一是李成桂是否高麗權臣李仁任之子，二是李成桂是否弒殺高麗四位國王而建國。
對于朝鮮來說，這是涉及到其立國正統性的問題，朝鮮對此是極為重視的，從得知此事之后，就一直不斷的向大明上疏辯解，李成桂并非李仁任之子，在永樂年間，成祖曾經有關改正的說，當時成祖剛剛靖難完成，朝鮮是藩屬中第一個向成祖朝貢的，朝鮮提出了此事之后，成祖曾經說過：“朝鮮國王奏，既不系李仁任之后，想是比先傳說差了，準他改正。”
但是成祖的話，你就聽聽罷了，千萬別當真，他還答應寧王中分天下，答應朵顏三衛可以在大寧都司放牧了，成祖這話，只不過是是穩住朝鮮罷了，成祖自己也很清楚，這話可是寫在皇明祖訓上的，太祖在祖訓中教導后世子孫：“凡我子孫，欽承聯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這點成祖是很清楚，他是絕對不能去改皇明祖訓的，只是當時成祖剛剛通過靖難之役取得帝位，在國內人心未穩，新登寶位，天下諸侯未有朝者。獨朝鮮遣上相進賀，成祖嘉其忠誠，是以厚之，朝鮮的朝貢無疑為其合法性增光添彩。實際上對成祖和李芳遠來說，政權合法性的證明是雙向的，成祖在這個時候需要穩住朝鮮罷了。
但是皇明祖訓是斷然不能更改的，成祖靖難的法理就是皇明祖訓，要是成祖以即位就更改皇明祖訓的話，那就有些滑稽了，所以成祖雖然答應了李芳遠要更改有關李成桂的相關信息，但是實際上成祖并沒有，也不可能去修改皇明祖訓，只是在新修的大明一統志中加以說明，《大明一統志》中對李成桂的宗系及建國問題做了相關更改：（洪武）二十五年，其主瑤昏迷，眾推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詔從其自為聲教。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詔更號朝鮮。
歷代大明君臣對于這事的態度就是不怎么搭理，怎么去改？哪個敢去改皇明祖訓？何況又是為了朝鮮一個藩屬，所以對于這事，雖然朝鮮人是十分的積極，但是大明君臣根本不想搭理朝鮮人。
武宗時重修大明會典，朝鮮就遣使辯解，武宗也是一如既往的表示大明已經知道了，下旨給朝鮮：“爾祖李成桂原不系李仁任之后，我太宗文皇帝已有旨，準令改正，今爾又具奏陳情，誠孝可念。特允所請，降勅諭以朕意，爾其欽承之。”
雖然歷任皇帝都下旨，但是大明君臣明顯是把朝鮮當猴子玩，雖然武宗有明旨，但是禮部尚書毛澄并沒有立即更改，而是忽悠朝鮮君臣，《會典》所錄專據祖訓，不可追改，但《會典》隨時而增損，不久就會重修，到時肯定會根據此圣旨改正。
實際上從正德、嘉靖、隆慶三朝，朝鮮都多次派遣使臣，向大明說明此事，但是嘉靖也是繼續忽悠朝鮮人，嘉靖下旨稱：“既是朝鮮國陪臣所呈本國宗系事情，既有節奉祖宗朝明旨，爾部里便通查，備細開載，送付史館，采擇施行。”
但是嘉靖十六年、十八年、三十六年、四十二年派出專門的辨誣使詢問大明重修會典的進度，但是得到的答復都是正在修呢。現在隆慶朝又開始修訂會典了，朝鮮人再次舊事重提，想要將此事改過來。
此事并非王錫爵的職責，王錫爵只能答應由他代為轉奏李昖的奏疏，李昖將自己的奏疏呈遞上來。
他在奏疏中說道：“臣今聽知《大明會典》所錄，不惟宗系未蒙改正，又加先祖所無之惡名，一國臣民惶駭罔措。先臣新諱出處本末及四王終始，無一毫可疑之跡如此，而不逞之徒，造為誣辭，流聞上國，不惟地下之靈含怨抱痛于冥冥之中，抑亦圣朝寶典恐或未免于傳化。此臣之所以搨額植胸而不知自止者也。伏望圣慈，仰遵先皇帝之命，許正傳說之謬，臣一家得祖其祖，先臣某亦雪幽冤，不勝幸甚。”
李昖的謝罪奏疏和辯污奏疏到了朱載坖的案頭之后，朱載坖召集重臣們商量此事，總的來說，李昖本人對于大明還算是恭順的，臣子們認為加以申斥，令其約束臣下，不準再越境打擊女真人，斷絕和倭國的往來，同時嚴懲這次帶兵越境的朝鮮將領。
朱載坖還加了一條，要求朝鮮將釜山港口允許大明水師停泊，為大明水師提供補給，當然大明水師也會照價給錢的，朱載坖主要是要讓天津水師展開遠洋訓練，熟悉從大明到遼東、朝鮮，甚至倭國的路線，同時一方面監督朝鮮，不允許朝鮮同倭國有任何交往，另一方面也算是變相為朝鮮提供一點安全保障了。
至于朝鮮人所提出來的宗系辯誣的問題，大明的觀點還是能拖就拖，難以改變。
朱載坖說道：“如此行事，恐令朝鮮離心啊。”
畢竟朝鮮現在是大明非常重要的藩屬，該撫的還是要撫的，大家都把目光看向了禮部尚書趙貞吉，因為這事禮部是最有發言權的，
趙貞吉想了想說道：“此事之關鍵在于，要改動祖訓，為一藩屬，而輕動祖訓，豈不是因小失大也。”
這是大明君臣的一向觀點，畢竟對于朝鮮的記載，確實是來自于祖訓，成祖都尚且不敢改，后世之君，又何得擅自改動呢？至于朝鮮方面的資料，李朝肯定是不希望李成桂背上弒君的罵名的，所以朝鮮的資料并不可信，僅憑朝鮮一家之言，就去改動太祖之圣訓，趙貞吉認為是不可取的。
趙貞吉的觀點基本上代表了大明臣子們主要觀點，對于朝鮮心心念念的宗系辯誣，大明君臣是極為冷漠的，只想維持現狀，不愿有所改動。</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