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古代維持社會穩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有一套能夠形成天下共識的道德觀念體系。
這套道德觀念體系不僅百姓要認，士人也要認，這就需要在符合現實情況的前提下具有完備的哲學邏輯與正義性，否則是無法讓人信服的。
而從孔孟以來，“仁”始終是中國古代哲學體系里最重要的幾塊道德基石之一。
所以任何哲學上的理論突破，都不能以動搖這些道德基石為前提，否則的話，整個社會都會出現人心惶惶、動蕩不安的情況。
陸北顧思考片刻后，說道：“伯淳兄憂‘矛盾’或遮蔽‘仁心’，此乃護持根本之赤誠。但我以為，若論‘仁心’，無法離開‘天地之仁’。”
“天地生物之心，即是大仁。此‘仁’之流行，正在于陰陽矛盾之‘和’而非‘斗’，春生夏長，乃陰陽調和，生機勃發；秋收冬藏，乃陰陽轉化，涵養生機。此即天地之仁，人得天地之中氣，故能體認此‘仁’。‘惻隱之心’正是人心感于外物，其內在仁性與不忍之情此矛盾交感而自然生發之結果。”
“此交感所生之仁心，非否定矛盾存在，而是以仁心去認識矛盾、調和矛盾、引導矛盾向生生不息之‘和’轉化。故‘渾然與物同體’之境界，才是洞察萬物矛盾后，以仁心貫通所達至的境界。”
陸北顧沒有真正去回答程顥的問題，只是用一個更大的命題，也就是“作為大仁的天地生物之心”，來包含了“作為小仁的個人之心”這個小命題。
通過告訴程顥，天地規律本身就存在著矛盾，來回避掉了“過度強調矛盾的斗爭性，是否會消解‘仁’的絕對性與超越性”的問題。
之所以陸北顧選擇回避，是因為隨著歷史進程的發展，這個問題，注定不會再成為問題。
任何哲學思維與哲學定義的產生，都是有其歷史背景與物質基礎的，“仁”也同樣如此，而當歷史進程不斷向前，其物質基礎不復存在，那么自然對現實的影響也就會極大地減弱了。
程顥畢竟年輕，思辨能力和思維邏輯還都遠不上張載，所以一時半會兒，并沒有從彎彎里繞出來。
他旁邊的程頤卻一直在凝神靜聽，此刻方才開口：“愚以為，此論若推及人倫禮法、歷史興替，則有根本之難。”
程頤言辭，直指核心：“《易傳》言‘一陰一陽之謂道’，此‘道’即天理也！天理恒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日月運行，寒暑交替，自有其不易之序，此乃天理之彰顯。言矛盾交感推動變化，此變化之‘跡’，愚不否認。然驅動此變化、規定此變化軌跡與極限者，豈非恒常之‘天理’若只言矛盾之變，不言天理之常，則變化無根，流于詭辯，近乎告子‘生之謂性’、‘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之論矣！”
“更者，圣人制禮作樂，非憑空臆造，乃因循天理，洞察人倫自然之‘分’與‘序’。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倫之分位，乃天理之節文，萬世不易之綱常。”
“若依‘矛盾’之說，強調矛盾之轉化、主次之變遷，則是否意味著此綱常倫序亦可隨‘主要矛盾’之轉移而更易譬如，若‘民疲國弱’為當下主要矛盾，是否便可動搖君臣父子之根本大義以求速效此豈非商鞅、韓非之術，舍本逐末，禍亂綱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