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州城又稱江陵城，是因此地在秦破郢后置江陵縣，作為縣城而得名。
其后兩千多年里，江陵作為地名，歷代沿用，故有一城二名。
歷史上荊州除了做過楚都外，不少諸侯小國，如南齊、后梁、荊南等割據政權，都曾都于此地。
在明代，荊州只是一個府城，不過規格卻遠勝于一般州府。
荊州整座城池周長近二十里，城墻寬厚堅固，高三丈以上，是湖廣僅次于襄樊、武昌，可以與長沙比肩的堅城。
在張獻忠入川后，孫可望就成了湖廣西軍的最高指揮，行事不用事事向張獻忠稟報，能夠做他想做的事情。
歷史上孫可望主政云南、貴州兩個弱省，卻養兵二十余萬，同占據天下九成的清廷對抗多年，甚至一度取得了相當不錯的局面。
可以說，要不是他心太急，使了昏招，自己挑起內訌，結局不至于那么悲慘。
相比于張獻忠，孫渴望對于打劫這種沒有技術含量的事情，并不是太感興趣，他更感興趣的是經略一方，積蓄實力。
孫可望與張獻忠不同，他是讀過一些書的，自是知道，歷史沒有流寇坐天下的例子，想要坐天下，就必須要改變流寇的習性，穩固根基，開始向政權轉化。
去歲李自成的失敗，更是讓孫可望，更加堅定了心里的想法。
在張獻忠入川后不久，孫可望便對西軍原有的策略改弦更張，停止“打糧”、“追餉”的策略，開始轉為申明軍紀，禁止荊州西軍繼續劫掠，轉為經略一方。
正好這時，明軍收復武昌后，停止了對西軍繼續用兵，便給了孫可望實驗自己想法的外部環境。
從1643年底，孫可望便將西軍所轄州縣的田畝，劃分為營莊，每莊都由一名西軍小校管理，營田給予百姓耕種，田賦他得四分，民得五分，田主得一分。
百姓如果是種自己的田，就能得六分，種地主家的地也能得五分。
雖說這個賦稅比例比較重，但湖廣水系發達，田畝肥沃，一年兩熟，產量遠勝北方，百姓交得多，收獲也多，還算能夠承受。
而除田賦外，孫可望不再征收人頭稅和其它種內繁雜的賦稅，因而百姓的負擔并沒有增加多少，反而有所減少，對西軍并不排斥，甚至比較歡迎。
荊州地區，唯一對孫可望不滿的是地主士紳，他們不能收取高額佃租，只能固定收一成，但是畢竟還有得收，便也減少了敵對的情緒。
孫可望這些舉動，很快就使得西軍，在荊州地區，站穩了腳跟。
在西軍占據荊州之初，西軍四處打糧，把百姓剩余的糧食無條件的搶走，便打擊了百姓耕作的積極性，都不愿意耕種，或者不再驚心打理田地。
孫可望實行分成制，嚴明軍紀后，百姓只要將糧食種出來，便能收貨至少五成糧食，并且沒有地主和苛捐雜稅的盤剝，百姓能看到確定性的收益，積極性立時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