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總樂意將人和事進行片面化、標簽化的理解和描述，注重特點而忽略全面。
張九齡的積極發言固然讓張岱有種濾鏡破碎的感覺，不過這也讓他對這位賢兄的認識更鮮活起來。
只有操守沒有手段難免迂執，只有手段沒有操守則就是小人一個，只有二者兼具且能達到一種平衡，才是一個具有領袖氣質的政治家。張九齡言人言事確有章法，怪不得能為張說所欣賞信賴。
很快一個圍繞著崔隱甫進行反擊的計劃便形成了，張說在指點了幾個小細節上的問題后，又轉頭望著張岱詢問道：“你還有無進言？”
眾人聽到張說這問話，一時間不免更加詫異。讓一個少年旁聽此會已經讓人意外了，臨了還要征詢一下意見，難道燕公真的將這個孫子當作功業的接棒人？
針對崔隱甫其人的攻訐，張岱倒沒有什么好說的，他再聰明也終究比不上這些官場中人對情勢的了解，提不出更加細致有效的建議。
但是在整體的大局上，他也的確要了解的更加全面，于是便行入走到堂中來開口說道：“唐元以來國勢中興，誠然可喜。東封告成，更是宇內歡慶。
但言及家國，不可謂大體無憂，貞觀之世百事簡約，而今開元之朝則人物繁盛。圣駕為事所留，久駐天中，四方之危不可不防。
若邊釁再生，必然用度頓增，屆時諸邊有事、內需維持，兩者俱重，無從回避，度支之事將成國務之本，豐財益物將成施政之先。
朝中營事易甚，內外咸舉則難。日前所進漕運之事，已為權勢所奪。河北亦錢賦重地，既需防備突厥，又要制衡兩邊，若有機會可以先著一筆！”
他也算是首次參與團隊內部相對正式的會議，所以便提出了自己的一個意見，讓大家的注意力不要老集中在朝廷之內這一畝三分地。
盡管大唐重內輕外的傳統由來已久，但并不意味著這就是對的。
作為一個幅員遼闊、體量巨大的帝國，本來就是大唐最大的優勢，未來所需要面對的問題也是非常復雜且多維度的，朝廷內部的人事變動和章制改革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必須要到地方上去尋找新的助力。
他這里話一講完，張九齡便微微的皺起了眉頭，旋即沉聲道：“宇文融等事利之臣得擢當時，已經令內外風俗漸變。國政之本，上下所事，在于義也，豈言利耶？六郎能識治物之功，不謂無知，但也不宜過度崇之。
錢帛之利，人皆重之，得之精神煥發、失之如喪考妣。是利能邀衣食、足用度，官重之，民亦重之。但若施政以此為先，小民誰能抗阻？物斂于國，君必多欲。民失其利，百業竟荒！言利需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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