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廨本錢是官營的高利貸，本質上就是將一部分辦公和用人成本轉嫁給商賈富戶，放貸給他們然后收取高額的利錢，也算是一種攤派的雜絹。
這些擔任捉錢令史的商賈或富戶在經營公廨本錢滿一定年限之后，便可以獲得出身與授職，雖然基本上都是一些冗雜卑下的官職，但也總算搖身一變成為官人。因此對一些渴望抬高社會地位的人而言，也不失為一個好途徑。
王元寶作為長安富商，對于這當中門道自然是非常清楚的。他本身便資力雄厚，完全不需要借使官府的高利貸，但這本錢卻不要不行，每歲都要足額上繳利錢。
越是家資雄厚又沒有背景的商賈，越是會被攤派公廨本錢，根本不管你有沒有資金的需求。長安城中七十余司，每司都有本錢、都需要捉錢令史，官貸規模最大的時候，單單京中諸司捉錢令史便有千數人之多。
如此暴利的行當，自然也會滋生出各種弊病。首先官府會任意攤派本錢，下發給這些捉錢令史的本錢往往會遠遠超過朝廷規定的數額，從而可以回收更多的利息。
其次這些捉錢令史們也不會老老實實接受盤剝，他們雖然往往出身商賈，社會地位不高，但卻有錢啊！人只要有錢，就有朋友、就有路子，就會擁有極大的暗箱操作空間。
所以這些令史們往往會將這些官貸再次發放出去，發給那些真正有資金需求的人，同樣收取官貸的利息。而且他們還會將自己的私錢一起當作官本發放出去，同樣按照官貸的標準來收取利息牟利。
一名捉錢令史按照律令規定，可能只有五十貫的官本數額，但卻往往會經手放貸出數百貫之多，較之最初的本錢膨脹數倍乃至十數倍，相應回收的利息同樣也會是數倍乃至十數倍之多！
所以朝廷雖然是在通過官貸收割富人，但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這沉重的負擔最終還是落在了貧苦的中下層民眾身上。
須知居住在長安城中的這些人，可不是分散在鄉野間那些自耕農，他們做不到自給自足，必須要通過市場交易才能獲得生存資源。
就拿敦義坊那些貧寒之家來說，他們喝水都要十錢一桶，沒有錢自然需要借貸，然后再通過傭工、佃種獲取收入還債。
也正是因為擾民過甚，公廨本錢才時廢時行。開元十年罷止公廨本錢后，轉以戶稅當中分取一部分來充百官俸料。
但其實戶稅本身也是租庸調賦稅體系之外的雜稅，租庸調這些固定的項目稱之為課，而包括戶稅在內的其他雜稅則稱之為稅，二者結合起來便是課稅。
課是收多少便做多少事，而稅則是需要多少錢便派征多少。后世的兩稅法，便是從這一稅制的基礎上發展而來。
公廨本錢停止之后，百官俸料并入戶稅中開支，就等于原來只剝削小部分特定群體，而今則均攤給天下的課稅戶。總歸羊毛還是出在羊身上，區別只是逮著幾只薅還是圈住一群來薅。
王元寶站在捉錢令史的角度上，將公廨本錢的施行狀況和種種弊病都講述的很清楚，也讓張岱對這一項財政制度有了一個更加具體和全面的了解。
了解的越是全面，他就越感到韋恒他們專逮著休番邊士們盤剝實在是太王八蛋了。
你們缺錢，但凡摁住舊年那些捉錢令史去讓他們把多吃的吐出來，都算是你們生財有道，這特么摁著貧苦百姓逮住蛤蟆攥出尿，無非就是欺負這些人反抗力量弱、發聲渠道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