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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秉政的五年多時間里，憑著滿腔的熱忱與忠心，范仲淹對帝國進行了涵蓋政治、經濟、軍事等諸多方面的改革。
當然，本質而言，范仲淹的種種政策措施，只是改良，只是匡正大漢帝國這艘巨輪航行過程中的偏向與謬誤，而對帝國一些深層次的、根本的問題，卻往往顯得無力。
尤其是在涉及制度問題的時候，就更顯困難，朝里朝外，會有無窮的麻煩與阻力，向他侵逼而來。同時，作為大漢帝國時代的精英官僚，范仲淹本身又是一個極其忠實的維護者、與鞏固者，這也從根子上注定了他的掙扎。
事情做了很多，動作大大小小，但成效如何，只能說難孚眾意。
但凡改革，本質上還是對資源的重新分配，而這注定會侵犯到帝國那根深蒂固、盤根錯節的食利階層的既得利益。而這，注定是會引來敵對與反抗的。
事實上，范仲淹在秉政之后，提出的改弊革弊理念以及一系列具體政策措施，比之世祖、太宗乃至世宗時期的各項改革，不論是范圍還是力度，都要弱上許多，在很多畛域甚至只是隔靴搔癢。
只不過，落實執行的難度，與遭遇的反對攻訐，也同樣超乎想象。因此，在治國秉政日益艱難的日子里，范仲淹也時常思考一件事情，為何他提倡的東西，諸如吏治、法治、商法、鹽務、土地、稅務等方面的改革措施，都只是鞏固延續祖宗之成法，結果卻是群情反對，舉步維艱。
要知道，范仲淹的治國思想與理念，堪稱集世祖、太宗、世宗三朝之精華，他所推動的諸多政策措施，絕沒有超脫既往三朝眾多的改革的范疇，在影響與力度上，更難與之相提并論，哪怕是以謹慎、保守著稱的世宗皇帝，都有不少突破性的創新。
比之他們，范仲淹干的事情，實無多少新意可言，很多政策，都只是老調重談，甚至于，就是照搬祖宗之政。然而就是這樣，也往往事與愿違。
于是，范仲淹秉政期間，大漢帝國朝堂上出現了最怪誕的一幕。“范黨”高舉“祖制”，欲匡扶帝國為政之失，改興除弊，而“保守黨”們，則同樣高擎“宗法”，進行批判攻訐，勢必要維護朝綱正統，祖宗成制。
而雙方，都能在“三皇”之治中找到準確的、有力的法理依據，甚至于，都能從帝國卷帙浩繁的檔案之中，找到舊日的詔文
雖然，自世祖、太宗、康宗到世宗這四朝，有很多政策理念都是一以貫之，具備極強的延續性。但后繼之君，在前代帝王的基礎上，進行相應的完善改制，也是平常且頻繁的事，尤其在太宗時期。
以宗法駁祖制，這一套被帝國的權貴們玩得極溜，而每一場風波與爭論，伴隨著的，卻是權力、地位與利益之爭。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有百年沉淀的大漢帝國，不管爭得如何頭破血流，都還沒有人膽敢打破既有之政治規則，權貴之間，基本的體面都還保留著，斗爭都留有余地，處于一種理性、平衡的狀態。
而這種狀態，也已保持幾十年了，便斗爭激烈如康宗朝時，都是如此，這樣近似于潛規則的約束，對帝政的穩定性來說，顯然是具備極大積極意義的。
需要提一點，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四十多年后的正統朝，朝野上下，不論是貴族官僚，還是文臣詞客，他們對于太宗皇帝的評價，是越來越高的。
在文臣史官們的春秋之筆下，太宗皇帝劉旸的地位與歷史評價，是呈逐漸上升的態勢，到正統朝時，幾與世祖皇帝相當了。
在世祖皇帝那輝煌功績與成就加持的身軀上，是難免斑斑劣跡，但即便史筆如刀，也不是大漢帝國的這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