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科科類更多，操作也更加的靈活，因此許多初唐名臣都有參加制科的經歷，諸如姚元崇與張說這對小冤家，以及發動神龍革命的張柬之，都是通過制科嶄露頭角、走上高位。
所以在初唐時期，盡管科舉并不糊名，但權貴們也少有向科舉下手以拓展并延續其政治影響力，因為沒有這個必要。
首先權貴子弟進仕的途徑極多，東邊不通走西邊。其次即便是通過作弊庸才及第，也僅僅只是獲得一個選人的資格，如果不能通過銓選以及更加嚴格的制舉，科舉給仕途帶來的幫助非常有限。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科舉并不是選官，如果想干涉典選、培植自己的政治勢力，干涉銓選要比科舉更加的直接有效。
中宗一朝吏治混亂，皇后韋氏以及諸公主弄權無度，從而產生大量的斜封官，但對科舉的干涉并不多，并不是心里有數、不敢破壞這國之大典，而是看不上科舉新選人們那些青瓜蛋子。有這精力，宰相都扶植出幾人了。
武周一朝創設了殿試制度與糊名制度，統統是針對制舉和吏部銓選，并沒有下沉到科舉常科，并不是不想，原因仍是沒有必要。科舉常科所選拔的新選人，哪怕守選周期最短的進士，都需要兩到三年的時間才能參與銓選，到了銓選過程中，自然會被卡脖子。
當然，在初唐時期也有士子通過干謁權貴而希望獲得舉薦，但要么是直接奔著做官去的，要么是希望縮短守選周期。好不容易登門造訪，獲得求告機會，卻僅僅只是希望獲得一個選人資格，這就有點本末倒置了。
諸如貞觀名相馬周，在獲得玄武門功臣常何的引薦后又得到太宗皇帝的欣賞，直接便入朝擔任官職了。
至于開元以后干謁之風大大盛行，原因則就是隨著皇權更加的集中，以及整體政治生態的改變，科舉之外的選士空間被大大壓縮了。
挽郎、齋郎雖然仍有選人資格，但卻每每輾轉下僚、不得升遷。南衙府兵制的崩潰，募兵彍騎代替了品子宿衛。
這樣就使得原本走在其他道路上的選人們紛紛擠到科舉中來，權貴們也越來越喜歡通過干涉科舉結果以彰顯其個人的政治威望。甚至就連權相楊國忠的兒子都投身科舉，考得不好又回家求他爸爸幫忙改成績。
干謁之風的盛行，其實就是對其他遭到壓縮的選士途徑的一種補償機制。這就造成了科舉喪失了最初的公正性，選人們質量參差不齊、泥沙俱下。而到了中晚唐時期，科舉選人們更成了地方節度使的人才儲備庫，而干涉科舉也成了節度使們夸威于朝廷的手段之一。
李潼今年針對科舉的改革，主要分為兩點。第一是對術科選人們的優待，不只名額大增，而且幾乎不設守選。第二就是糊名，讓科舉的選拔形式更加公平。
這兩項改變給當下政治格局所帶來的觸動，相對而言還是第一項更大。三項術科統共選募了四百多名新選人，雖然這一數量較之大唐內外官員的上萬規模仍然不算多，但這三項術科卻是常科，換言之每年都會進行考選。十年之后，便是數千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