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絕逃人，就需要另一套制度配合，那就是抑商。劉佶治下當然少不了商人，但又不能讓所有人都去做商人，那就沒人當兵了。所以他的商人，那都是要具保的，一人獲罪，保人株連。規定每一個保，只能有一個商人，由保長聯保。
這就成了一種官商制度，可以想象，保長肯定會讓自己人去經商，這會給保長帶來商業特權。保長既不愿意，也不敢讓不相信的人去經商，因為他是要負責的。久而久之，保長在地方上的經濟實力都得到加強，成為土豪一樣的勢力。
土豪太大是會威脅到中央的，因此打擊土豪也有一套策略，那就是抑制兼并。劉佶嚴格限制土地買賣，一戶分地兩百畝，只能耕作，不能買賣。這跟宋朝不抑兼并的政策，背道而馳。
劉佶當然是總結了宋朝的弊端，然后建立這套制度的。這套制度，也不是空想出來的，而是經過遼南地區長期檢驗的產物。劉佶能一次拉出十三萬大軍，就是這套制度的結果。
李慢侯詳細了解過劉佶的制度，他知道這套知道可以保證極強的軍事化。但他也知道弊端，宋朝雖然不抑兼并，地方土豪勢力強大，但還威脅不到中央，小土豪變打土豪之后，又通過科舉轉向士族，融入統治階級。土地兼并的結果是貧富分化極度不均，集中的財富，容易成為資本，所以宋朝商業發達。但同時，過于貧困的下層，會讓社會持續動蕩，所以宋朝的農民起義很多，有統計的高達四百二十多次，平均每年一次半。可沒有一次起義，蔓延到都城，威脅到統治的，因為絕大多數都在地方上被土豪自己撲滅了。
最大的兩次，是超出了土豪控制力的宋江起義和方臘起義，宋江起義是因為天災，這不是土豪能抗的，方臘起義是因為宋徽宗在江南普遍的搜刮引起了公憤，否則不會鬧那么大。而且即便是方臘起義，也不過蔓延幾個州府，連都城的邊都沒摸到。宋江起義更是直接被地方州就給撲滅了，跟黃巢起義、黃巾起義這些農民起義完全不是一個級別。
劉佶這種玩法，會讓前期財富非常平均，人口快速增加，但在后期，人口增加引起土地經濟崩潰，農民起義會摧毀政權。這完全是一種農業軍事聯合體。李慢侯的制度，則是商業軍事聯合體，用商業力量驅動軍事行為，用軍事力量維護商業利益，從長遠來看，商業是一種更加持久的力量，因為不管出現什么樣的災難，商業總是能盈利的。
只要中國商人集團能夠持續盈利，他的體系就不會完全崩盤。而且商業是一個紐帶，會驅動農業、工業全面發展，而不是限制這些產業的發展。重農就要抑商，但重商的國家，可沒聽說過有抑農的。重商的文化下，其他任何產業的發展，都會帶動商業的繁榮。因為商業本身，就是交換，沒有其他產業的盈余，就沒有剩余產品進行交易。
可為什么還是會出現重農抑商的文化呢？因為商業會制造流動人口，人口一旦流動起來，就很難控制，很難讓他們從事不愿意的行業，比如當兵。所以重農抑商的朝代，往往是軍事強大的朝代，至少是為了軍事化，而推行重農抑商策略的。
李慢侯看的很清楚，重商社會，一定要跟募兵制結合來維系軍事力量，所以他的策略是尋找最好的兵源，用最好的待遇吸引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