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市之繆有五：其一：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后內寬暗中修武備。夫俺答貪得無厭，無恥至極，吾安能一一而應之，若不能則終年挑釁。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于羈縻？”
“其二，借互市之馬，以資吾軍。則又非也。雙方既然何談，則必然馬放南山，刀槍入庫，此時馬又有何用？且彼豈會將肯壯馬捐于我國？”
“其三，互市不已，為蒙古朝貢。臣謂之，此為以中國之損資，以奉寇益大盛矣。”
“其四，彼既利我，必不失信，此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豈能依靠蒙古？不給，則不能阻止其入掠。”
“其五，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于己而應之，孰人佳而孰人不佳？人身四肢皆癰疽，克日即可攻心，卻忌憚而不用藥石，可乎？”
齊之鸞不但舉了十可，五謬進行反駁互市，而且還懷疑是有人唆使朱厚熜有此想法，于是又言：“臣此十不可、五謬，非唯公卿大臣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而敢有為圣人主其事者。
蓋其人內迫于國家之深恩，則圖幸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懾蒙古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
然公卿大臣皆知，而莫為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
陛下宜乾坤獨斷，發明詔，息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為陛下勒燕然之績，懸蒙古敵酋之首于九邊，以示天下后世。”
朱厚熜聽后只覺不過是腐儒之見，畢竟他也沒有想過遵守諾言，只不過是借著互市，增長一下自己財政，可齊之鸞居然以為他真想議和。
然而群臣卻深以為然，于是兵部尚書彭澤道：“臣以為齊御史之言切中要害，便是不說十不可，五謬，但論九邊經商者，或為勛戚、或為衛所，或為士紳或為中官，其中關系，盤根錯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此時冒然開邊，且不論其他，但說此損大族之利，彼輩豈能讓朝廷安穩？臣以為此事還需從長計議，畢竟陛下登基不過一年而已，何必急于一時？”
彭澤的話，朱厚熜算是聽進去了，他說的的確也有道理，畢竟軍隊經商，投機倒把，變賣國家資源，走私販賣已經并不是新聞了。
永樂五年夏四月戊戌，朝廷下令于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晟：「朝廷禁約下人私通外夷，不可謂不嚴，往年回回來經商，涼州諸處軍士多潛送出境，又有留居別失八里、哈剌火州等處，泄漏邊務者，此邊將之不嚴也，已別遣監察御史核治自今宜嚴禁約……」
哪怕有了這道申飭，可軍隊該如何還是如何，于是就有了正統十一年，正月癸巳日云南按察司僉事李瓘，上書三事，其中就包括有人軍隊經商。
還有正統十三年二月辛酉，陜西洮州茶馬司奏：「本司額收四川官茶三年一次，易買番馬三千匹然有未完者。
蓋由近年鄰近府衛軍民，興販私茶者，多是以產茶處所，競以細茶貨賣，而以粗茶納。官價既不論粗茶，復非番人所好，所買不完……」
因販賣私茶，弘治年間任陜西馬政的楊一清，有謂：「查得律內，凡販私茶者，同私鹽法論罪。及查見行事例，私茶有興販五百金的，照見行私鹽例，押發充軍陜西等處……訪得西寧、河州、桃州地方土民，切臨番族，多會番語。
各省軍民流聚鉅萬，通番買馬，雇倩土民，傳譯導引，群附黨援，深入番境，潛住不出，不止軍民而已。
軍職自將官以下，少有不令家人伴當通番。番人受其恐嚇，馬牛任其計取，變詐漸萌，含憤不發……」
至于這些通番販賣軍民，明知按照朝廷禁令，一旦被抓必然充軍，然而這些人并沒有絲毫畏懼，反而互相嘻戲自嘲：“反正也是投軍，有甚打緊。”
如此猖獗的狀況之下，誠如彭澤所言，想要在現在開邊，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