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計劃的執行依靠的是五省總督洪承疇和五省總理王家楨的配合，洪承疇已在圍剿農民軍的過程中頗建功勛，但王家楨被楊嗣昌認為是個庸才，不堪此任，于是楊嗣昌經密友禮部侍郎姚明恭的介紹，向崇禎帝推薦了兩廣總督熊文燦接替五省總理。
各省督撫在楊嗣昌的指揮下，圍剿農民軍有了很大進展，到崇禎十一年，1638年二月，湖廣農民起義軍領袖劉國能、張獻忠先后受熊文燦招撫，楊嗣昌鑒于其父招撫失敗的教訓，提出反對意見，并主張劉、張等殺賊自效才可信任，崇禎帝和熊文燦急于招安，楊嗣昌只好順從皇帝意見，相信了農民軍的投降。
結果劉國能確實效忠明朝，但張獻忠卻是假招安，最終和李自成一起埋葬了大明江山。而此時的闖將李自成正在洪承疇、孫傳庭等的窮追不舍下勢力銳減，到崇禎十一年，1638年十一月率劉宗敏、田見秀等十八騎逃亡商洛山中。
楊嗣昌所說的“十年不結之局”似乎就要走到盡頭。
就在楊嗣昌緊鑼密鼓地指揮圍剿農民軍的同時，亦開始籌劃對清議和的事宜，以緩解明朝的外部壓力。
崇禎十一年，1638年三月十日，楊嗣昌上疏重申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力主對清妥協，集中全力平息“中原群盜”。
同年五月三日，崇禎帝在中極殿以“剿兵難撤、敵國生心”為主題策試大臣，楊嗣昌在策論中以天象引入話題，接著列舉歷史上天象示警與異族關系的故事，如東漢時日蝕火星，漢光武帝與南匈奴議和，宋太宗時月蝕熒惑，宋軍興師伐遼而戰敗。
其實他是借此影射他對清議和的主張，正如談遷所說：“星歷之學非嗣昌所諳，而推言之甚詳，專為建虜而發，力主封賞。”
盡管多數朝臣反對此議，但崇禎帝卻非常賞識，加上楊嗣昌無偏無黨、勇于任事，崇禎帝對他更加信任。
于是，崇禎皇帝朱由檢于當年六月提拔楊嗣昌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仍掌兵部事，故人稱“楊閣部”。
其實，楊嗣昌已經在秘密啟動議和行動。
崇禎十一年，1638年三月，遼東巡撫方一藻派瞽者周元忠出使沈陽，試探口風，皇太極對其相當禮遇，并表示：“如有確議，則撤兵東歸”。
楊嗣昌接到方一藻的報告后，立刻建議崇禎帝允許方一藻及總監太監高起潛便宜從事，辦好議和，得到崇禎帝默許。
周元忠回到寧遠，帶回皇太極致高起潛的書信，信中稱：“仍言講款，若不許，夏秋必有舉動。”
楊嗣昌極力勸說崇禎帝把握時機與清和談，但崇禎帝只命方一藻、高起潛“細酌”。
楊嗣昌不依不撓，繼續上疏批評言官不顧兵部處境，只會空言誤國，請求“圣鑒允行”，即明確批準方一藻與高起潛議和。
此時楊嗣昌主導議和已經公開化，引起朝臣激烈非議，掀起彈劾楊嗣昌運動，其中攻訐最力的是少詹事黃道周，他們表面上反對楊嗣昌“奪情入閣”，實際上反對他主導的對清和議。
崇禎帝于當年七月五日召集群臣于平臺，讓楊嗣昌與黃道周在御前辯論，最后崇禎帝袒護楊嗣昌，貶斥黃道周等彈劾楊嗣昌的官員。
盡管楊嗣昌擺脫彈劾，但崇禎帝礙于群臣反對，不敢接受楊嗣昌的建議，對和談明確支持，方一藻、高起潛與滿清的和議遂不了了之。
同時，新被起用的兵部尚書盧象昇亦堅決反對與清議和，與楊嗣昌形成尖銳對立。
皇太極見此情形，乃于崇禎十一年，1638年九月派兵大舉入塞，對明朝展開懲罰性打擊。
由于明廷內部政見分歧，總督天下援兵的盧象昇未能與楊嗣昌、高起潛良好配合，導致盧象昇戰死于巨鹿賈莊，七十余城先后失守，四十六萬人被俘，包括德王朱由樞。
到崇禎十二年，1639年三月清軍方才揚長而去。
事后追究責任時，楊嗣昌雖被彈劾，但崇禎還是保住了他，并感慨：“大事幾成，為幾個黃口書生所誤，以至于此！”
崇禎十一、十二年之交的清兵入塞，使局勢急轉直下。
不但楊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和談計劃化為泡影，十面張網戰略也因為洪承疇、孫傳庭被調入京師勤王而使農民軍死灰復燃，逐漸成為一張破網。
張獻忠在谷城厲兵秣馬一年有余，終于在崇禎十二年，1639年五月再舉反旗，李自成前去會合，八月以后又分東西兩頭行動，至此“撫局”破產，明朝內地再度陷入干戈擾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