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沖認為，雖然雒陽為國家京師近兩百載，但雒陽作為京師統籌天下有余，平叛天下則顯地利不足。董卓久經戰事，對此異常明了，故而他遷都長安，將雒陽與河南郡近乎燒為白地，只是以此為誘餌，利用雒陽八關的險要消耗反董勢力實力。即使攻下雒陽，董卓也能及時止損，將軍隊主力收在函谷關以西，即使函谷關失守，他仍能扼守華陰潼關，如此將兵力浪費在險要關卡下，即使是六國縱橫合攻，也難以取勝，何況現在一盤散沙的關東聯軍呢？
因此，集全軍而攻雒陽，實是不智之舉，兵法歷來講究批亢搗虛，聲東擊西，若要想討董功成，必須在雒陽之外另辟蹊徑，因此陳沖決定分軍直搗長安。
長安乃是身為高祖定鼎之地，東據崤函之固，南有漢中崇峻，北乘山河之險，西隔隴阪狹原，從先秦諸戰事便可知曉，關中實在是天下絕有之要地。要想攻克長安，實在是千難萬難，聯軍諸侯對此了然于心，因此寧愿以三面包夾之勢圍攻雒陽，也不打算進攻關中。
但陳沖不這樣想，首先如今董卓已行遷都之舉，天子與公卿都盡數遷往長安，無論政治意義上還是軍事意義上，長安都已遠遠強過雒陽，即使聯軍攻下雒陽，除了得到一片白地外，實則毫無益處。而進攻長安，雖然看似困難，但董卓朝政的時間不超過一年，雖說吸納了很多司隸軍隊，但兵力仍然捉襟見肘，長安中仍有許多公卿不滿于董卓，只是畏懼于董卓強暴，仍表面順從而已，一旦兵臨城下，董卓恐怕連安撫內部都恐怕力所未逮。
如今董卓做著秦抗六國的美夢，認為只要關東之地各自紛亂，便能分而化之，各個擊破，最少也能坐觀天下成敗，但事實并非如此，他與秦國至少有三大不同：
一是秦國在孝公之前，為魏國屢屢打壓，一度盡失河西之地，有亡國之危。只是因為魏國失政，導致吳起出逃，三晉分裂，魏國為眾矢之的，這才讓秦國得以喘息，而后經歷商君變法，編戶齊民，西鄙之戰后奪回河西之地，這才走向一統之路。而如今河西之地亦為陳沖劉備占據，居高臨下，而董卓麾下卻無人能如商君般改制變法，并不能動員關中軍力。
二是漢朝并有涼州后，涼州歷來便是朝廷的用武之地，民風彪悍，羌胡遍地。如今韓遂馬騰等人在涼州作亂，威脅遠較秦時為大，董卓必須將大量兵力安置在雍、涼邊境，這使得他的用兵較秦國時更為緊張。
三是世祖劉秀定都雒陽后，關西治理日見松懈，秦時關中為千里沃土，而至如今，戶數尚不如平帝治下半數，各種水渠邊防年久失修，董卓將河南百姓遷往關中，卻還要應對各地戰事，定然無法安置僑民，這般情形下，關中極易生亂。
有此三大不同，董卓縱使遷都長安，也難以如秦王那般旁觀天下局勢，而討董聯軍入關直接征討董卓，也絕非想象的那般困難。
因此，陳沖打算化河南之小三路夾攻，為關中之大三路夾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