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氏意圖奪占關中，意圖割據，讓趙昺有些手忙腳亂，卻也并不意外。因為他早已預料到蒙元的覆滅，會引發一系列的混亂。他原本的對策是坐山觀虎斗,任盤踞在西北和東北的草原諸勢力爭斗。待中原穩定，蒙元各方舊勢力斗的筋疲力盡的時候，再出兵塞外平定西北，完成統一。
現在汪氏的突變可以說讓趙昺的計劃出現了變數。而說不意外，因為從歷史規律上來看，王朝的更替，舊有的統治秩序的崩潰，也會引發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統一局面也迅速解體，從而出現群雄逐鹿的局面。
當然這種局面的產生也非一朝一夕產生的，而是早就埋下了伏筆，過去看似不是問題的問題集體爆發出來。現下蒙元政權出現崩潰的跡象，也是因為內部問題長期積郁得不到解決，又逢大宋北伐的勝利，兵臨都城之下，遭遇滅國之危的契機，各種矛盾便迅速激化，秩序解體。
趙昺以為蒙元在政治上首先出現了嚴重問題。蒙古的權力繼承初期實行幼子繼承和庫里臺大會并行的制度，造成了以后政治上的混亂。
成吉思汗將汗位傳給了窩闊臺導致幼子繼承制被打破，引發了后世子孫對汗位不擇手段的爭奪；忽必烈在與阿里不哥爭位勝出后，引入漢法，欲采用嫡長繼承制，又引發了內部的混亂；在其死后真金繼位，但在內外壓迫下沒干幾年就一命嗚呼，其臨終又打破嫡長剛剛實施的嫡長制,傳位給幼子鐵穆耳。
這些導致蒙古統治階層內部的不穩定，政治上不可避免的產生混亂。而中央政權的混亂直接影響到地方,政令往往朝令夕改，當權者年年生變，地方藩王豪強擁兵自立，中央權威幾乎不存。且地方舊有權力分配不當的隱患也隨之暴露無遺。
蒙元地方行省強的時候可以對抗中央，弱的時候無力鎮壓內部起義。加上達魯花赤制度和札魯忽赤制度，嚴重影響地方行政效力，地方豪強如鹽商、宗族、匪幫等等割據自立，也形成當下地方割據的重要武裝力量。
其次蒙元經濟政策的缺陷導致了財政崩潰，進而影響到了汗位的穩定，使得草原勢力與中央政權間的離心力增加。而忽必烈制定的賜賚制度可謂是罪魁禍首。
當初蒙古的政治中心是和林，征戰四方劫掠的財物和占據稅收極大部分的稅賦也輸送到此。忽必烈將政治中心轉移到中原后，庫里臺大會的主要王公們在留守草原，為了拉攏這些王公貴族，每逢登極、親政、萬壽、徽號、配享、升祔、冊立、軍功、婚喪等等，不管是哪種名目之下都是要給這些王宮貴胄賞賜。
加之蒙古草原在元朝時期往往都有雪災、旱災，為了保持龍興之地的穩定，元朝幾乎每年都要賑濟留守族民，保證他們相對富裕的生活。如此極大的加重了朝廷財政負擔,而隨著江南這個大錢包的丟失，元廷再無力供養草原們的權貴，賑濟族民。吃滑了嘴的人們，突然被斷了奶，加劇了本就已生的嫌隙，當然對朝廷和大汗心生不滿，也不愿再效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