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九經，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經典，五經則是西漢時確定的五部儒家經典，開元禮是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禮書，也可以看成是實用禮學的專科考試，三史指史記、兩漢書和三國志，可以理解為史科的專科考試。三禮指十三經當中的周禮、儀禮和禮記，可以看成是禮學理論的專科考試；三傳指左傳、公羊傳和榖梁傳，可以看成是經部史書的專門考試，明經指全部經書的統考，可以看成是傳統經學訓詁類的考試，“明法”是法學考試，“明字”是字學考試。
制科是由皇帝親自主持的小范圍考試，這種考試形態源于漢朝的射策，唐代已經非常普遍，到宋朝，逐漸形成了一些“常科”性質的制科，也就是經常重復考試的制科題目。范圍雖然不大，應試者的資格卻放得很寬，不論是在任官員，還是山野小民，都可由宰相重臣舉薦參加考試，已經中過進士的人也可以參加制科考試。
太祖時設的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于教化三科；仁宗時設的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明于教化、才識兼茂明于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略運籌帷幄、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六科，都是從唐朝承襲來的。這些應該和現代入職分科考試差不多。
趙昺畢竟主持過兩次科舉了，他發現古代科舉考試的題型和現代居然驚人的相似，應該說早有傳承。且科考的題量相當大，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答一張卷子就能獲取功名，考進士需要“試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這其中以詩、賦、論三項為最重。
所謂“帖”，全稱為“帖經”，有如現代試卷的填空與默寫。考官從經書中選取一頁，摘其中一行印在試卷上。根據這一行文字，考生要填寫出與之相聯系的上下文；墨義，就是圍繞經義及注釋所出的簡單問答題；策問，即議論，依據考官提出的有關經義或政事問題，考生發表見解，提出對策，且所及范圍較廣，有政治、教育、生產、管理等。
這三項在進士試中屬于捎帶腳兒的，不很重要，而在明經科則很重要，幾乎是該科考試的全部，要不然為啥進士歷來看不起明經及第的呢，就因為考明經大多靠死記硬背，不像考進士那樣可以文采飛揚。因為考題量大，不論是鄉試還是會試，舉子們都要在考場里呆上三四天，才能把所有內容答完。
從考試的基本內容趙昺就可以看出，古代學生和現代差不多，也沒有跳出應試教育的禁錮，且“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的弊端始終同樣沒有得到解決。到了南渡之后，由于考試內容十分狹窄，為區分成績高低，考官不僅規定了標準答案，還設置種種固定程序加以限制。
面對古代的科舉，趙昺也不得不苦笑，歷史真是驚人的相似，只要有百十年的升平，任一考試科目都有可能演成繁復嚴密的程式。在南宋晚期，業已經形成了一種雖不叫“八股”，卻很接近于八股的經義式，其文不僅略具三部分結構，且已“拘于作對”，也就是說，在八股文風行之前，經義式已經走過了類似八股文的過程。
而對八股文的批判，趙昺記的前世每次教育改革都會吊打一番，其中的壞處不言自明。由此渠道晉身官僚的士子是個什么樣可想而知，造成了士大夫中有真才實學者日見其少，皓首窮經、只為稻粱謀者的卻比比皆是。自詡清流、空言心性者充斥朝野，可在治國理政方面則乏善可陳，甚至懵懂無知，造成“吏強官弱”的局面，為胥吏上下其手、營私舞弊打開方便之門，官吏沆瀣一氣、合伙作惡。
另一方面，趙昺以為科目的設置太過偏頗，科舉常設科目主要有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其中也有過增減，如博學鴻詞科、翻譯科等，宋徽宗愛好書法，他老人家就弄了個書畫科。發展到后期，只剩下明經和進士科，而他們所學習的內容主要是儒家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