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這些中原人材的加入，忽必烈建立了一個以儒士為主的金蓮川幕府，保護并且發展儒學事業。此后他又接受了“儒教大宗師”的稱號，表明忽必烈將自己塑造為一個由中原正統文化支持的中國之主的決心。而金蓮川幕府為忽必烈建立元朝打下了良好的社會基礎。
事實上，這些儒士不僅積極給忽必烈獻計獻策，還幫助忽必烈有效地治理了中原漢地，由是其益重儒士，任之以政。為進一步在中原推行漢法取得了經驗。儒士姚樞向忽必烈進言“今天下之廣，人民之眾，財富之阜，有如漢地者乎異時廷臣問之，必悔見奪，不若惟手兵權則事順理安”。
姚樞的建議對忽必烈很有幫助，此后不久，蒙哥果然對忽必烈勢力的擴張有所懷疑，派遣阿蘭答兒鉤考漢地財賦。儒士們又策劃忽必烈入和林覲見蒙哥，消除了蒙哥對忽必烈的猜疑。在這一時期的中原漢地，漢法派陣營空前強大，回回法在中原地區實行受到遏制。
忽必烈即位以后，“祖述變通”，對原來以草原官制為主的大蒙古國進行改革，逐步建立了一套適合對全國進行統治的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中統、至元之初，忽必烈對以其“藩府舊臣”為主體的這批儒臣十分信任和重用，實行了卓有成效的漢化政策，建元表歲，建構新型的政治制度，在軍事上建立了一支雜糅蒙漢軍制的武裝力量，并仿照中國傳統建立禮儀制度。
不過好景不長，漢法派對于言利統統反對，沒有更好的方法也不想采取措施解決元政府面臨的財政問題，他們與忽必烈的關系逐步疏遠。阿合馬等回回理財大臣則利用忽必烈的信任，拉籠理財之人，謀取個人私利、販賣官爵。這些行為與傳統漢族儒臣所理想的儒治完全相背，因此受到大部分儒臣的反對。
安童時任首相，能薦用和親厚儒臣，崇尚漢法，政刑寬平，故有賢相之譽。這些儒士集中在太子真金和丞相安童周圍，形成了一個主張漢法，反對理財之臣的政治勢力。至元二年到至元六年之間，儒臣支持和輔佐丞相安童，加緊制定完善各項制度，推動忽必烈在行漢法的路線上繼續前進，穩定漢法派在中書省的地位，與阿合馬集團形成對抗。
回法派和漢法派之間就此發生了激烈的沖突，而趙昺清楚回法與漢法的主要分歧其實還在于對理財的態度。
回法注重理財，符合了忽必烈在取得全國政權之后，為了解決財政問題而實行的“理財助國”方針，但是，回法在理財的過程中完全不顧民間的承受能力以及國家法度，并不利于元朝國家政權的運行和吏治的完善，漢法派對之極力攻擊，不是沒有道理。
可就漢法派來說，漢族儒臣雖在建立各項制度方面可以說是做出了較大的貢獻，但是在國家政權建立之后，對于國家財政困難的現狀，他們的認識并不適應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他們對于理財的觀點與忽必烈正好相左，這才是導致了忽必烈對他們的疏遠的主要原因。
阿合馬在政治斗爭中被殺死后，忽必烈別無選擇的實行了二期儒治，但是儒臣們對于理財的觀點并沒有絲毫的改變，以至于阿合馬死后，朝廷之臣諱言財利事，皆無以忽必烈裕國足民之意。使得在阿合馬時以賄進的盧世榮得以為所用。其一上臺，馬上就以阿合馬專政時所用大小官員，二期儒治旋即而亡。
趙昺清楚這種沖突的主要原因十分復雜，尤其是經歷了這個時代的洗禮后更是深有體會。蒙元兩派的爭執之所以難以調和，首先在文化方面，此時期回漢民族所崇尚的兩種完全異質文化，漢族儒家文化和回回人的信仰之間存在隔閡，在其共處中，必然出現種種誤解和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