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此案中的包拯才是個二傻子，其費勁巴適的忙乎半天完全是畫蛇添足，根本不需要。事實中就像包公審案中訴訟兩方被帶上公堂，下跪叩首，然后整個過程都一直跪著及“那廝你怎么不跪”的戲碼在現實中都不會出現。
趙昺知道按照現代人的研究認為在古代司法實踐中，無論是刑事案件，還是民事訴訟涉訟兩造，包括其他干連證人等一旦到官受審，不僅要下跪叩首，而且還要受到喝堂威的驚嚇。這一制度的設定，是為了“使涉訟之人在心理上有了自卑感。
跪禮在宋代之后，含有卑賤、屈辱之義。事實上，趙昺當了這么多年皇帝，臣僚們日常上朝都是躬身施禮，不必行三拜九叩的大禮，不過他們卻不能坐著，只能站著聽自己訓話。而訴訟過程中有點兒像現代司法中，在宣判前不能確定誰有罪的情況下，只能以嫌疑人對待，不會出現跪訟的情況，當然也不會像現代給他們座位的。
這些當然也不是趙昺瞎說，而是有明文規定的。據官箴書州縣提綱規定的州縣審訟標準化程式是“受狀之日，引訴訟人自西廊，整整而入，至庭下，且令小立，以序撥三四人，相續執狀親付排狀之吏，吏略加檢視，令過東廊，聽喚姓名，當廳而出。”可見宋朝平民到法庭遞狀起訴是用不著下跪的。
朱熹當地方官時，甚至還曾制訂了一個“約束榜”，對訴訟程序作出進一步的規范，其中一條說州衙門設有兩面木牌，一面是詞訟牌，一面叫屈牌，凡非緊急的民事訴訟，原告可在詞訟牌下投狀，由法庭擇日開庭；如果是緊張事項需要告官，則到“屈牌”下投狀“具說有實負屈緊急事件之人，仰于此牌下跂立，仰監牌使臣即時收領出頭，切待施行。”跂立二字也表明，民眾到衙門告狀無須下跪。
進入庭審階段，按州縣提綱的要求，開庭之際，法吏“須先引二競人訴訟兩造，立于庭下。吏置案于幾，斂手以退，遠立于旁。吾法官惟閱案有疑，則詢二競人，俟已，判始付吏讀示”。朱熹的再傳弟子黃震任地方官時，也發布過一道“詞訟約束”，其中規定法庭對已受理的詞訟，“當日五更聽狀，并先立廳前西邊點名，聽狀了則過東邊之下”。也就是說宋代法庭審理民事訴訟案，并未要求訴訟人跪于庭下。
不過跪訟的制度當下確是在一江之隔的蒙元的訴訟人的規定動作，他們那邊都是跪著聽訟的，所以趙昺以為后世的明清正是繼承了蒙元的這項制度，只有取得功名的士子鄉紳，才獲得“見官免跪”的特權。而“包公戲”的編劇們，顯然是將元明清時期的庭審制度硬套到宋人身上去了。
另外我們看“包公戲”或“包公案”小說，還會發現一個細節人們到開封府訴訟，不管是大案小案，還是刑事民事，都由老包一個人審理，仿佛偌大一個開封府，只有包青天一個法官，加上御貓展昭這個刑警隊長領著王朝、馬漢、張龍、趙虎幾個衙役，再頂多有一個公孫策在幕后贊襄，其他人連打醬油的機會都少。
但實際上，宋時開封府設置有龐大的司法機構，其中的判官、推官、司錄參、左右軍巡使、軍巡判官、左右廂公事干當官，都負有司法之職能，他們的主要職權便是審理刑事案與民事訴訟。百姓到開封府告狀，通常是左右軍巡院受理，開封知府不過是統率一府之公事而已。如果每樁案子都要包公親審，老包估計早就鞠躬盡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