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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應麟其實對于皇帝的提議和問題有些措手不及，一時間也來不及做出得體的應答，讓君臣之間的問對時常出現冷場。他知道這也許會讓陛下對自己的學識產生誤解，但依然不敢妄言，因為為官多年當然明白禍從口出的道理，一旦應對失度，讓陛下產生誤解和錯判，產生惡果不僅會毀了自己，也會誤國誤君。
趙昺對此并沒有多想，老臣謹慎持重，在自己態度不明的情況下，自然會慎言。而現下自己已經發出了足夠的信號，也應該給其留下思考的時間和空間。所以他沒有迫不及待的追問下去，而是以自己困乏為名結束了談話，并邀其明日再談。
趙昺不想重蹈前人的覆轍，但也明白社會要進步，國家要發展，就必須要打破當下的局面，尋求新的平衡。而如何在保證改革能夠順利推行的情況下，平穩的進行權力過渡，并把動蕩把握在可控范圍之內，這也是極其考驗他和一班重臣智慧的時候了。
要想做事，趙昺當然知道憑自己是做不到的，他必須依靠手下的臣僚和官員。而這就涉及到調整班子和機構的設置，而他就要系統的對官制進行改革，而如何布局，增加哪些部門，裁撤哪些部門，部門職能如何設置，當下就成為必須考慮的問題。
當前趙昺考慮恢復的三省制，作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一套組織嚴密的中央官制，確立于隋朝，此后一直到清末，六部制基本沿襲未改。在加強中央集權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并非就十分完美，所以在發展過程中，組織形式和權力各有演變，不同時期的統治者做過一些有利于加強中央集權的調整和補充。
唐初確立三省制以后，由于三省事權分立，往往產生弊端，尤其是掌握出令權的中書省和掌握政令審核的門下省不時因政見不同而互相扯皮、推委搪塞。有鑒于此，唐太宗遂決定三高官官合署辦公，其辦公地點稱為政事堂，最早設置于門下省，后遷往中書省。其后，由皇帝指定人員入政事堂議事。
隨著地方社會經濟形勢的變化，唐高宗武則天時期國家統治面臨著許多新的轉折，行政使職大量出現。在不斷派遣使職的過程中，逐漸衍生出一種新的行政機制，臨時派遣的使職演化為固定的職務，并逐漸形成一個與原有尚書六部行政體系不同的、按照新的機制處理政務的體系。
使職的出現和原有的行政部門使職化，勢必與原來由尚書六部統領寺監和州縣的行政體制發生沖突。而且使職因為有皇帝的特別授權，在處理具體事務的過程中可以跨越尚書六部，直接向皇帝或宰相負責，這又進一步引起宰相制度和整個政治體制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