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為顯著的后果是由于中央使職行政體體系在發展過程中取得對地方政務的領導權，中樞體制中三省制受到沖擊，三省制逐漸向三省合一制發展。玄宗開元十一年，中書令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改政事堂印為“中書門下之印”，是中書門下體制建立的標志。
建立中書門下體制建立后，行政體制依然隨著形勢的變化而不斷變化。使職差遣在安史之亂前已經很普遍，但安史之亂給唐帝國帶來的一場全國性戰爭，為唐王朝的統治帶來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從而促成系統的使職體系初步形成。盡管代宗和德宗初期有過恢復三省制的改革，但都未能堅持。到貞元時期全國政務匯總于中書門下，中書門下作為行政樞紐的地位終于鞏固下來。
逐漸形成一種中書門下共同會議決定辦事，這種從上而下的公文路徑，所用的時間很短，以防止來回封駁，提高了行政效率。從而實際上來說，形成以三省官為政務官，六部為事務官的制度，并奠定了五代及兩宋宰相制度的基本格局，也是中國中古時期君相關系和國家權力運作方式的重大轉變。
對于宋朝的官制，以趙昺當皇帝的感受就是紛亂復雜，以致讓他初期都摸不清門路，不知道手下的官員是做什么的。而這其實也怨不得他，在太祖開國時，宋朝不僅繼承了舊朝的體制和大量官名，后來又在此基礎上增加了大量新的官名及辦事機構，讓人是眼花繚亂。
趙昺當政后，苦于此，于是乎將一些久設不置官員的機構裁撤，職能相同或近似的機構合并。將職官和寄祿官進行整理，一切以所任職事為準發放俸祿；而對于榮譽性的環衛官幾乎不再賞封，并依據職能簡化官名，十多年來才逐步清晰。
但是加設新的機構，重新審定編制和官名、劃分權限，便又繞不過這些問題，讓趙昺也十分頭疼。宋朝在宮城內設置中書門下，作為中樞部門的首腦官署和正副宰相集體處理政事的最高權力機構，或稱政事堂。中書門下的長官在北宋前期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分散宰相的事權，增設參知政事，作為副宰相。
神宗趙頊元豐官制改革，撤銷中書門下，將其職權分歸門下、中書、尚書三省，以尚書左、右仆射各兼門下、中書侍郎為正宰相，再設門下、中書侍郎各一人，尚書左、右丞各一人為副宰相；哲宗時，設平章軍國重事或同平章軍國事，以處“老臣碩德”，位居宰相之上，每數日一朝，非朝日不到都堂；徽宗趙佶時，蔡京為相，自稱太師，總領門下、中書、尚書三省之事，改尚書左、右仆射為太宰、少宰，作為宰相。
南渡后，又改左、右仆射為左、右丞相，復以參知政事為副相；宋寧宗時，韓侂胄任“平章軍國事”，每三日一朝，宰相不再掌印。南宋末年，賈似道專權，任“平章軍國重事”，左、右丞相實際上屈居于類似副宰相的地位。
趙昺知道每一次官名的更改，其實就是政治斗爭的結果，官制的一次更迭，權力的重組。而由此引發的混亂都會導致國家動蕩，而非僅僅是官名的變更。此外宋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和皇帝的權力，還對相權進一步進行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