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田賦，明代還有兩種糧食稅，分別是供給邊防軍人的漕糧，以及供給京城權貴宮廷的白糧，而這些負擔也主要落在了江南人頭上，正稅和攤派之外還少不了各種附加費，攤派往往數倍于正糧。也有人以為，江南的糧食產量較高足以承擔這樣的賦稅。
可如果說蘇松重賦還有出于地區農業發展水平的考慮，人口的強制遷移則是帶有占有明顯的懲罰色彩。朱元璋主導的人口遷移被稱為洪武趕散，驅動了幾十萬甚至百萬江南人背井離鄉。慘烈的元末大洪水席卷大半個中國，造成了大規模的人口死亡，而張士誠控制的江南人口損失不大，自然被視為對外移民的首選。
元末戰亂后朱元璋的老家鳳陽府人口凋亡尤甚，作為中都實在太過荒涼。為了充實祖宗之地，在攻陷蘇州的當年朱元璋就將蘇州富民遷實濠州。洪武三年，遷四余戶江南人填鳳陽。四年以后，遷江南民十四萬實中都。這些移民在營造中都的過程中大吃苦頭。
在明初的嚴密控制稍松懈后，江南就以各種方式逃回老家，其中行乞賣藝也是一條出路。鳳陽花鼓唱詞中所謂自從出了個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出處眾說紛說，其實就是江南移民控訴朱元璋暴行，欺負江南人的一種說法。
首都南京也需要充實人口，洪武年間，蘇浙地區共有四萬五千多家富戶，被朱元璋強制遷往南京，他們帶來的財富理所當然要用來繁榮都城。云南平定后，朱元璋又不斷從內地往云南移民，以充實邊疆，不少原本被遷移到南京的江南人又要跟著大軍去戍守邊疆。沈萬三修城墻惹怒朱元璋，最后被發配云南的故事正是在此背景下誕生。
朱元璋死后的建文新政一度給江南士人帶來了希望，眾多江南士子聚集在年輕的皇帝身邊，沒想到來自北平的燕王朱棣靖難成功，再度把他們打壓下去。朱棣不僅帶來了大量靖難功臣，占領了大小官職，還把首都直接搬到了北平，南方士人集團再次遭到清洗。
而由明入清后，使江南士人再次受到滿清的報復，大吃其苦頭的科場、奏銷、哭廟三案及莊氏史獄，再加上波及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獄，無不宣示著皇帝的報復欲，這幾乎是當時公開的秘密。清人評價，這是朝廷有意與世家有力者為難，以威劫江南人也
趙昺覺得做個江南士人真是倒霉，誰上臺都會被割波韭菜。而自己當初回返江南，打著鎮反的旗號，以打擊叛國背君者的名目大殺了一批，其實也可以理解為一種報復行為。畢竟這些人在國難當頭背離了大宋，出賣了君王，殺起來也沒有什么負擔，理由也說的過去，所以并沒有引發什么大的動蕩。
而后在選后的時候，趙昺是以防止外戚專權為名動手，對江南的官宦世家進行打壓，禁止他們子弟在數年內不得參加科舉，斷絕了他們的入仕途徑。而真實的目的他自己是心知肚明，是因為陳宜中勾結朝中的官員意欲廢立之事。因此趙昺是防止舊臣在官場上重新崛起，保持朝政，左右國策，進而威脅到新政權的根基。
此次打壓仍然手段齷齪些，但是江南世家也并非沒有從中獲得好處，幾大世家的女兒嫁入宮中，成了皇帝的后妃，成了皇親國戚，誕下龍子也可能成為下代的皇帝，如此起碼可以保住兩代的平安富貴。而在外人看來，皇帝還是對士人十分尊重的，他從而也穩住了傳統的士大夫階層，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頭部士人的支持。
所以這次鬧事的士人看似十分熱鬧，聲勢不小，但是少有傳統世家和名儒大家參與其中，在后邊鼓動的也只是自視甚重，卻不得重用的所謂清流，他們的目的無非是欲亂中取利，從中獲得名利。而作為鬧事的主流則是鄉紳，他們為的是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從而反對革新。
不過這次沖在前頭的是國子監的學生，各地入京待考的士子。在趙昺看來這些士子屬于被蒙蔽的年輕人，空有一腔熱血，卻缺乏對事物的分辨能力。就如同當年的自己，好像真理就在手中，自己是正義的化身，行事沖動，不計后果，事后成了他人的替罪羊，后悔晚矣。
那么此事的結局，趙昺已經看到，又一批士人倒在自己大義的旗下，而朝野，乃是天下的格局也會受此波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