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馬薩諸塞州也將喝朗姆酒、白蘭地等烈酒列為非法，不過卻不像西班牙管得那么嚴。只要圣餐儀式還會舉行就不會少了葡萄酒，教會除了不提倡人體解剖，也不提倡無節制酗酒。
和神權旁落的法國比起來，西班牙教會的威信尚在，并且還有宗教審判所，它不僅領牧西班牙人的言行，也常被用來作為攻擊政敵的工具。
葡萄牙也是那樣的，以前也有人因為世俗糾紛控告英國人是異端。
新教徒的很多儀式與天主教不一樣了……總而言之，西班牙國王亂發特許狀的事讓很多人不高興，有人想踢一下戈多伊漂亮的屁股。
只要人不貪小便宜、不貪杯酗酒，適當喝點朗姆酒是一種放松的消遣，還能補充熱量。但西班牙人的性格是熱情奔放、喜歡享樂、無拘無束，這種性格就像火焰，遇上了烈酒會燃得更加炙熱，就像斗牛一樣難以馴服。
教士并不是拿國家俸祿的公職人員，他們是向羅馬教會效忠的。法國大革命時有教士不愿意宣誓服從憲法，1791年4月18日，路易十六企圖前往巴黎近郊的一座城堡，以便與拒絕宣誓的教士慶祝復活節，但在杜伊勒里宮門口被大群市民包圍，最終未能離開，此事之后路易十六堅定了出逃的決心。
宣誓包括允諾和禁止反悔，這在普通人眼里好像沒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在波拿巴與羅馬教會簽好了教務專約后，還是有教士不愿意宣誓，甚至于清洗保民院也和教務專約有關。
教皇特使卡普拉拉要求前宣誓效忠憲法的主教承認過去的錯誤，雖然波拿巴能像快刀斬亂麻般以自然疆界解決意大利問題，卻對這些高級教士的爭端沒有辦法，最終還是教士用模棱兩可的方式解決的。
它會造成什么效果不知道，反正《獨立宣言》沒講清楚的地方，問題就會像決堤的洪水般從那涌出。
丹寧爵士將允諾和禁止反悔分開，禁止反悔是“不容否認原則”，是具有剛性的，而允諾則必須是允諾（promise）則是一種信賴關系，其一，允諾人知道受允諾人將依此允諾而為，受允諾人也在事實上依此允諾行事，其二，當允諾人作出允諾意圖時意圖創造一種法律關系。
衡平法和普通法相較于大陸法最大的特點是靈活，它以案例為依據，非常具有法官的個人風格，大陸法是成文法，紐約自由女神像手里抱著的并不是法典，而是獨立宣言，1926年以前美國是沒有法典存在的。
而在第一版美國法典里，獨立宣言并不包含在內，即使不提原稿中刪掉的大段關于廢除奴隸制的內容，《獨立宣言》也不像入籍儀式上發誓的內容那樣“禁止反悔”，但它具備的效力比“承諾”（undertaking）又強一些。
Undertaking和promise有時也是同義詞，換而言之，這種基于undertaking出現的責任關系不出于合同，也不出于允諾，而是一種客觀存在卻無法為其命名的關系，可稱為一種“隱藏”的擔當。你能感覺到，卻無法證明它，如同上帝，或者說是獨立宣言里賦予富蘭克林等人意旨的“nature’sgod”。
成文法必須由主權政治機構印刷出來，要改并不容易，并且會變的僵化，只求符合文書的字面意思，而罔顧公平精神，有時顯得很迂腐，裁決時不考慮情有可原的背景或后果。
比如那位“邏輯鬼才”，他提出的“不是你撞的人，你為什么要救助他”，只要被告無法為自己辯駁，法官就可以按照法典上的條款入罪了。
《好撒馬利亞人法》沒有被寫入成文法典，它只能作為一種補救，并且還應用于醫療專業人士，它是不鼓勵公民自發救助的。
這也導致了半夜紐約女孩叫救命，無人幫助的情況。除去責任分擔、多元無知這些心理學問題，人都是自私的，出面幫忙會讓自己置身險地，如果出面的人有擒拿格斗的本事，可以保證自己出手相助不會自己受傷，那么可以路見不平，如果只是一個普通路人，甚至也是個弱女子，她貿然沖出去和強盜搏斗，那么她自己受傷或死亡了，責任又如何劃分呢？
因為醫療領域的特殊，職業醫生被列入了“好撒馬利亞人法”保護對象中，同時也對執業醫師有嚴格的限制，避免他借著免責條款為所欲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