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海禁期間，朝貢貿易也是中原王朝與藩屬國之間僅有的貿易渠道，但暹羅人來得太勤快了，跟朝鮮差不多，從距離上看朝鮮可比暹羅近多了。
暹羅與清政府建立友好關系的主要目的是海外貿易的需求，在恢復正常貿易之前，暹羅不得不將燕窩等中國需要的商貨送到日本，再由日本販賣給“唐人公館”里的商人。
不論明清都需要大量白銀，中國出口生絲，從日本進口白銀這一基調在17世紀中葉由于江戶幕府頒布“貞享令”而發生了轉變，規定中國船只只能帶回的白銀總額為6000貫，其余皆用銅代替，來日的船只根據出港地方不同劃為不同的等級，在6000貫的范圍內將貿易額分攤給各艘船。
對白銀的出口限制導致了一種危險，即稱為“拔荷”的走私貿易增加，為了增強對中國商人的管理日本唐人公館，一開始允許入港的船只只有70艘，后來增加為80艘。
強制限制的政策成效明顯，日本銅出口量明顯增加，這一現象的原因是中國制造銅錢，但是即便如此幕府依舊覺得中國采購日本銅的價格太低，因此自己也造銅錢。他們在大阪設立“一座銅”，嘗試創立出銀銅關系體制，有效控制長崎的銅貿易，但即便如此銅貿易還是陷入停頓，從長崎入港的中國船只減為59艘。
這一政策明確規定在縮小銅貿易量的同時，把貿易范圍擴大到了海產品，比如鮑魚干、海參、魚翅，以及暹羅的燕窩，因為這些產品在草袋出口，所以被稱為“俵物”。
俵物產品的變化不僅僅是供應方的事情，還要考慮消費者一方對干貨的強烈需求，諸如海帶、干魷魚、海米、涼粉等產品被稱為“諸色”，由于它們的價格便宜，中國的需求量很大，僅僅80艘中國船只是不能滿足日本方面出口需求，然而清庭也一樣對日本船只進行了限制。
在明朝，也就是日本戰國時期，各個大名曾經爭相向明王朝朝貢。
這么做一可以得到冊封，獲得“正統”的地位，自應仁之亂后室町幕府已經徒有虛名，各地大名形成了新的豪族，二可以獲得合法貿易的權力。
為了爭取這個朝貢的名冊，大名、寺社進行了激烈的競爭，正德八年日本朝貢使節回國前，明朝曾發給他們新勘合的文冊，然而這個文冊沒有送到京都，在九州時被大內氏奪取了，大內氏得到了這個堪合文冊后準備獨占明朝朝貢，于是派出了三艘船到達寧波港。
這件事引起了日本其他封建主和寺社的不滿，其中盤踞在坍港的細川氏也向中央幕府提出要分享朝貢的利益。當時的細川氏實力強大，并且靠近京都，幕府害怕細川氏圖謀不軌，所以沒有拒絕。正德文冊被大內氏搶走后，京都幕府將已經作廢的弘治堪合文冊交給了細川氏，細川氏得到文冊后立刻派出“朝貢使船”，大概比大內氏晚十天到達寧波港。
當時NB市舶司的宦官在接受了賄賂后，就違背“先來后到”的規矩，先檢查了細川氏的貨物，后來又設宴，不僅同時讓大內氏和細川氏坐在一起，還讓細川氏的位置比大內氏更加尊貴。
這激怒了大內氏的使節，于是他在宴會上殺了細川氏的使者，又將他們的貢船給燒了，副使看到情況不妙立刻跑路，但是大內氏追著他從寧波到了紹興。
歷史上這被稱為“爭貢之役”，朝貢的大內氏使節一下子化身強盜，沿途燒殺搶掠，明朝出動軍隊進行鎮壓，這一事件導致明朝政府廢除福建、ZJ市舶司，僅留GD市舶司一處，也導致了明朝與日本的朝貢貿易途徑斷絕。
在本能寺之變后，豐臣秀吉取代織田信長，成為首次以“天下人”稱號統一日本的封建主。
豐臣秀吉有點像朱元璋，他也當過和尚，但不甘于平凡的他放下了經書，投奔了到了織田信長的帳下。